试评容闳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代表人物之一．他向清政府提出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首开以派留学生的形式把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从而开中国学子出洋留学的先河．容闳的派遣留学生“教育计划”虽因历史原因而流产，但首批出国学习的学生大多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卓越人才，从而使人们认识到向外国学习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是向封建旧传统教育提出的挑战．     

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西文化观

张之洞对中学固守儒学的"纲常"理论,以政教相维为基础,力倡"忠教爱国"的中学,以达"保国、保种、保教"的目的;对西学,他主张在某些方面学习西学,以"开风气",使清政府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寻求富国强兵之路。对中西学的关系,他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西学补中学之不足,以中学来衡量西学。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在学习西学、引入西学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达到了"开风气"的目的。但他同时又固守封建纲常和封建君主制这一最后防线,有悖于历史潮流,具有局限性。     

张君劢的中西文化观

张君劢从对“人生观”这一文化转移“枢纽”的阐释为出发点,来抉发文化之源头、内涵及中西文化之异同。面对西学的强大冲击,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历史难题解答中,张君劢力倡在“继往”的基础上以求开“民族文化”之新。他对文化及文化发展出路的揭示,在当前我国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严复的教育价值观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西学东渐之风，使中国许多开明人士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徘徊，表现出既对将出现的新事物向往，又对将失去的旧传统留恋的矛盾心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对中学进行了严厉批判，大力提倡学习西学，并提出“教育救国论”，希望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兴国强民，以求在“物竞天择”中立于不败之地。严复这一教育价值观实际上是完全服从、服务于其保守的政治立场的，这就决定了“教育救国论”的最终破产。     

论鸦片战争时期学者们对西学的初步感知

鸦片战争时期是中国人认知西方的开始.在鸦片战争的冲击下,倡经世致用的学者们开始探求西方文化.尽管还很肤浅,错讹很多,但开一代学风,引导学术流变新趋向.但在文化优胜心理的影响下,此时期西学对中学的影响微乎其微.     

略论鲁迅早期的西学观

西学的传入中国,始于元明之际。鲁迅说:“泊元明时,虽有一二景教父师,以教理暨历算质学干中国,而其道非盛。”①如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等把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带到中国来,但从整体上看,当时西学的传入中国是零碎的,小量的,缓慢的,尤其是清康熙帝的下令禁教,更直接影响了西学的传入。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随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而来的,是西方文化的开始大量传入,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学传入的规模愈来愈大,于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发生了猛烈的大撞击,鲁迅早期的西学观,就是在这种大撞击中逐渐形成的。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晚清时期西学传播本身既是中国近代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起过复杂的作用。经济领域中生产力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政治领域中维新变法与革命、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传统伦理价值观念的怀疑,以及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都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密切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封建守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的近代社会。梁启超所说的。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     

论唐才常的维新思想

唐才常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外交等方面,改变了湖南社会风气,给后来资产阶级以精神上的武器。在政治上,唐才常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君主独裁,呼吁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主张设议院,立国会。认为民权与民主的实现,不在遥远的将来,而是现世的事。由于改良派自身的软弱,他主张“顺而易”的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工商富国,主张农工商并重,建议修订可行之法,主张扩大对外贸易;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加强货物流通,力主改用银钱,自行铸造。在文化上,对封建文化、纲常伦理进行猛烈抨击,认为时文是一种流毒,主张广立天文、算学、武备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聚开,人才乃能聚起,国权乃能抵拒,不蹈北洋前此有名无实之弊。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各国交往,加强交流,反对对外盲目自傲和自卑自贱,主张不卑不亢,平等与各国交往。在军事方面,主张兵农合一,立府兵。赞赏欧洲各国兵制,认为西方养兵扃非中国之有名无实。并参照西方兵制,从选将、练兵、陆军到海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方案。     

浅析“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主张在坚守中国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中体西用"思想,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体西用"的思想用割裂的"体"、"用"来建构文化模式是不科学的,是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变形结合,其结果必然阻碍中国近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

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略论严复、章太炎尊法反儒思想及其演变

在充满急剧变化的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惹人注目的人物:严复和章太炎。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初名宗元,字又陵,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先后在天津《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文。猛烈地抨击旧学(即孔学)是“长人虚骄,昏人神智”、“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无情地鞭挞了地主阶级铁杆尊孔分子韩愈。他把新学与旧学作了深刻对比,说旧学只讲“亲亲”、“尊主”、“委天数”,而新学则“尚贤”、“隆民’、“恃人力”,旗帜鲜明地把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对立起来。指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要求人们批判孔学,     

戴震“西学中源”思想探讨

西学东渐之时,清代学者对待西学的态度不一。戴震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有为"思想和大一统观念,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更是有着"天朝大国"的优越感。他凭借自己扎实的考证功力,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促进了"西学中源"说的发展和成熟。戴震虽然坚持"西学中源"说,但对西学并不鄙视和排斥,他的"西学中源"观因此比前人更为具体和实在。戴震以中学为标准来检验西学源流,未能以理性思维来审视和评判文化传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使人们难以真正认识西方文化的精华,从而导致中学的夜郎自大,其狭隘偏颇的保守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文化本位观及其西学来源于中土的实证结果,当时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消除国人对西学的戒心与排斥,有利于西学的传播。     

“西方”和“东方”的原初情感型构——评邓正来和刘小枫、甘阳“阅读西方”的不同论说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关于东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之异同的论争便不曾间断.在此期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西学或认识“西方”的基本路径.一种是以中-西思想之整体性比较为取向的西学研究路径,另一种是不加反思地接受西方的研究路径.基于对前两种路径的不满,邓正来以及刘小枫和甘阳提出了新的有关“阅读西方”的论说.通过考察他们之间的异同以及通过考察他们所共同预设的基本前提,文章认为我们在阅读西方的过程中,不可忽视甚至遗忘了自我在其中所起到的建构功能,不然,我们就可能会丧失一种基本的反思能力,进而丧失对于事实本身的认识.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西学东渐与戊戌变法前晚清封建士大夫西学观的演变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西学东渐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因而,如何认识西方文化就成为封建士大夫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戊戌变法以前,开明士大夫的西学观经历了“睁眼看世界”、“四不如夷”直至“中体西用”三个阶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借法自强"的主张及其实践

清末地主阶级改革派倡导的“借法自强”主张是对传统封建旧法的否定和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积极回应。它在鸦片战争后最初二十年 ,表现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主要内容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和抵御西方 ;在 19世纪 6 0年以后体现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以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为主 ,以资本主义的科技发明为辅。地主阶级改革派将“借法自强”主张付诸实践经历了三个阶段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了解、介绍和宣传西方阶段 ;19世纪 6 0年代初至 70年代创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阶段 ;19世纪 70年代至 90年代大力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阶段。     

日本军事大国法制化——“有事三法案”是日本“战争国家法”

日本战后始终存在一个图谋发展军事大国的右翼势力集团,尽管不同时期其主张和行为有所变化,但目标是明确的:通过制定“有事法制”相关法案来完成日本军事大国化、自卫队国家化,以达到最终彻底修改和否定战后和平宪法之目的,从而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受美国控制,法制上受和平宪法制约的“不独立”、“不自由”的从属地位,追求与欧盟及世界其它大国的同等的“普通国家”地位。     

“小说是国民之魂”——近代小说理论研究之二

晚清小说专论,林林总总;粗略地编年,即可发现,大多数写于1897年至1915年。其中1902年至1908年的文章又占多数,这短暂的六年时间,小说理论界的革新呼声,成为近代社会思潮中的不可忽视的冲力,其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巨大,好象一股翻卷的飓风。近代小说观念转变过程中,最突出的兴奋点是小说与政治的关系。对待这个问题,有多种表述。用严复、夏曾佑的话说是“民智开,教化进”;用陆绍明的话说是“开通民智”;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小说有不可思议的力支配人道。”这些说法都离不开用小说来作为“开民智”的工具。在近代,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批评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批小说作品和鼓吹小说革命的理论,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推波助澜。     

“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与实践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指导思想,为西学东渐创造了条件,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首先,这种思想的提出,有极强的针对性。有清一代,在学术上,嘉庆、道光后,学术思潮趋向于西汉今文学,西汉今古学之争笼罩着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在政治思想上,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仍占主导地位。有一大批顽固派仍盲目自大,对西学不屑一顾。面对强大的反对派势力,洋务派首先阐明:中国处于千年未有的变局。并强调:中国的文武制度远远高于西方之上,所不及的只是“火器”。为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靠传统的孔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