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

一九七三年在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汉代简册。这组简册包括四个文件,即《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按简文应称《御史律令》)、《张掖太守移书》、《张掖肩水司马兼都尉事移书》、《肩水候移书》。这组简册发现后,甘肃居延考古队作了报导,初仕宾同志也作了《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从此这组重要简册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仕宾同志的《考述》,对《御史律令》及三件移书论述考证都很精辟,解决了简册中很多疑难问题,但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因此笔     

公主下嫁不可言“尚”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秦汉史研究丛书》中林剑鸣编译的《简牍概述》一书,对《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一简(见八章《简牍中政府下达的文书》)之“连同匡夷故长公主夷卿大婢外人”的解读颇有可商之处。其文略云:“(汉)宣帝以前有四人称长公主”,即“馆陶长公主嫖,文帝女,尚陈午。阳信长公主(又称平阳公主),景帝女,先尚曹寿,后尚卫青。卫长公主,武帝女,尚栾大。(下略)”三句四处言公主“尚”夫,而此云“尚”不确。检《汉书》,《东方朔传》曰:“初,(景)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太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卫青传》曰:“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     

左氏“日南至”辩惑

《春秋》、《左传》都有些朔日的记载。《春秋》所记的只限于“日有食之”;《左传》则在日食之外,多了两则“日南至”(即冬至),一则是“僖公五年(公元前六五五年)正月辛亥朔”,另一则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五二二年)二月己丑朔”。用现代科学知识加以推算,凡是“日有食之”的干支日名,基本上都正确;而两个“日南至”的合朔和冬至的日名,都是错误的。这就有了问题。     

《盐铁论·本议》注释

[原文]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注释)①惟:发语词,无实义。始元:西汉昭帝年号。②昭书:古代帝王发布的文告。丞相:指田千秋。御史:即“御史大夫”,以下简称“大夫”,皆指桑弘羊。贤良、文学:汉代由地方向中央政府推举一些儒生,有“贤良方正”、“文学高第”等名目。这里所说的“贤良”“文学”,是指被推举为“贤良方正”和“文学高第”的儒生。语:议论。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复杂多变。先秦时期以规谏为主 ,秦汉到隋唐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职掌逐渐分明 ,宋金至元明清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回归合一。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是规谏人主的制度 ,而不是御史制度 ;谏官、御史、封驳官三者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御史主线”、“对监察官自身监察不断强化”等规律。这些规律的出现与丞相制、三省制、内阁制等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御史大夫职掌辨

林剑鸣先生在《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3.3)一文中,认为御史大夫是“为率(牵?)制丞相而设”,其职掌是监督和牵制丞相、分割丞相之权。我认为林先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据此人们认为御史大夫之职掌就是(?)助丞相统理政务,为副宰相。林先生认为此“乃后人之误解,汉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按即“坼”字)不副”及《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证。于是得出:“‘副丞相’者,分割丞相权者之谓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是“副丞相”之副是否与此二处之副同意。按“不坼不副”是指生孩子,孩子从母体生出来犹如分割母体之肉。“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指把瓜剖切开。(参郑玄注)若“副丞相”之副同此二处,则可解为“分割、剖切丞相”,即从内体上分割丞相。此意决不可解。可知林先生所举例证无法说明问题。其二是汉代人对“副”如何理解。《史记留侯世家》“误中副车。”《索引》引《汉官仪》“属车即副车”。蔡邕《独断》:“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此副车即属车。《释名·释首饰》:“王后首饰日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显。”《后汉书·景丹传》“迁朔调连率副贰”。注:“副贰,属令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后从为副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左贤王为单于“储副”,此外,两汉书中还有副中郎将、副王、副校尉、副封、副侯、副使等名称,皆为副属、次贰之意。总之,汉代人所谓“副”是指从属、次贰,与今天所谓正副之副同。并没有分割、剖开之意。     

说“躲”——读杨朔《泰山极顶》札记

《泰山极顶》是代表杨朔散文风格的名篇。早在六十年代,它就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今天,这篇佳作又受到新一代的热情传颂。文中有个含义深刻的“躲”字,每每被人称道。今表管见,说说这个“躲”,以求杨朔散文爱好者、研究者教正。当杨朔写到登临南天门时,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文字:     

我国监察制度的起源

监察官吏历代皆为御史。御者,侍也,进也;史者,官也。所谓御史,意为侍帝左右司进御之官。考证“御史”,并非设置之始即为监察官。刘师培在《论历代中央官制之变迁》中写道:“御史之职在周代之时亦属微官,惟邦国之治,万民之令,均为御史所掌,复兼摄赞书之职,以书从政之人,与后起居注略同。战国时秦、赵皆有御史,亦属未僚。盖御史训为侍御,犹言侍史,惟居斯职者得以日亲君侧,故至秦,即为尊官,与丞相并,复改称御史大夫。”可见,     

桑弘羊与《盐铁论》

一 1956年,为《盐铁论校注》写的一篇《前言》,认为这次盐铁会议是儒法斗争,把汉武帝、桑弘羊划为法家,从而把问题简单化了。据《汉书·武帝纪》所载,他刚即位,在“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看来汉武帝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家的。到他在位的第七年,即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释“朔腮”

明清小说中不少语词是极为费解的,有时遍检古今字韵书也不得其解,非为危言,姑看此例。《西游记》第五十八回有句云:“六耳猕猴模样与大圣无异……也是这等毛脸雷公嘴,朔腮别土星,查耳额颅阔,獠牙向外生。”试问“朔腮”何解?我且抛一砖,或能引得玉来也未可知。 “朔腮”难解处就在一“朔”字,所以先来释“朔”。 朔,本为月相名。一般每月初一日名为朔。古人也把一个月的上旬,即从初一日到初十日这段时间称之为朔。《诗经·小雅·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朔日     

苏轼《亡伯提刑郎中挽诗》系年

苏轼有《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舍书》。甲辰即抬平元年(1064)。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五云:“挽词应作于前,此乃手录挽词之日月也。”此论不确。据苏辙《伯父墓表》,     

陶渊明《饮酒》诗系年考辨

关于陶渊明《饮酒》诗的系年,说法大致有五:元兴二年癸卯说、元兴三年甲辰说、义熙十年甲寅说、义熙二年丙午说、义熙十二三年说。笔者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另提一说,即义熙十四年戊午说。其理由主要有三:一、从陶渊明于义熙元年乙巳辞官奔程氏妹丧,次年返园田算起,一纪后当是义熙十四年戊午;二、其所饮“名酒”当是官人所送,而王弘恰于义熙十四年任江州刺史;三、诗中许多内容与刘裕称“宋王”及废安帝立恭帝事相合,而此事亦发生在义熙十四年。     

“籍”“藉”的区别

籍、藉二字，字形相近，读音、意义也有相同之处，故很容易混淆。籍，读jí。汉许慎《说文解字》：“籍，籍书也。从竹，声。”可见，籍原指用竹简编成的用来记载文书、档案的册子，即名册、户口册。《汉书·高帝纪》：“肖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现在的“户籍”就有这个意思。“党籍”、“国籍”、“籍贯”等便是从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又引申为登记。后来也泛指书籍。“藉”，读jiè，指凭借。《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藉，从草，本意指草垫子。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     

我国御史制度及其历史作用

我国封建社会的御史制度,是世界各国古未有之的一项特殊的政治法律制度。设立御史职官,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实为我国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一大特色。可是,建国三十多年来,论及这一问题的文章、著述甚少,涉及御史制度历史作用的论述更可谓风毛麟角。笔者认为,研究御史制度的利弊与作用,对于研究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及其法制,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本文试就御史和御史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作一简单论述,以期引起进一步探讨。一御史和御史制度史籍上有关御史名称的记载,最早的散见于周代及春秋战国。战国时,献书多曰:“献书于大王御史。”秦赵会于渑池,亦令御史书事。淳于髡曾云:“御史在后,执法在傍。”那时的御     

吕氏春秋词汇简论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它不但是研究周秦思想文化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研究周秦之交语言面貌的珍贵资料。这主要是因为,一、它的成书年代确定。吕不韦在《序意》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这里的秦八年一般认为是秦始皇即位八年,即公元前239年。确定语言资料的年代,是进行语言研究的重要条件,它可以避免一些材料真伪、年代先后的不必要的纷争。二、它是用当时的通语写成。吕不韦在书成之后,曾“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     

读王静安先生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

南林蒋氏藏敦煌千佛洞所出古画,上层画观世音菩萨象,下层中央写绘像功德记,左绘男子一,幞头,黑衣,署曰:“节度行军司马(中缺)校司空,兼(中缺)曹延(下缺)”;女子一,署曰:“女小娘子口口持花一心供养”。记右绘女子二,一署曰:“慈母娘子口氏一心供养”;一署曰:“小娘子阴氏一心供养。”记末署:“乾德六年岁次戊辰五月癸未朔十五日丁酉题记”。按乾德六年即开宝元     

卢仝不死于“甘露之变”辨——兼考卢仝生卒年

卢仝是中唐一位以诗风险怪著称的诗人,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的重要成员。卢仝死于“甘露之变”一说,不见于唐史,亦不见于卢仝同时代人及晚唐、五代人的诗文,直至入宋以后,始有记载。而影响最大的,当推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五《卢仝传》中的一段文字:     

高昌契券简介

高昌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高昌故址。高昌发现古代文书始于20世纪初。但早期出土文书大部分被外国人盗走。所谓“斯坦因文书”、“橘瑞文书”、“大谷文书”等其中不少即出自高昌。新中国成立后,从1959年至197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高昌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村一带又发掘了晋至唐时期墓葬40多座,获得了大批引人瞩目的珍贵文书。出土文书约2,700多件,其中不少为契券。这就为研究高昌时期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宝贵资料。高昌出土契券约250多件(内有少数草稿和习书),其种类有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内容涉及田地、舍地、葡萄园、果树、牛马、驼、锦、练、粮食、钱财、奴婢等。这些契券大多为二次利用,且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遭到不同程度的毁损,有的仅残存几个字,当然也有少数保存比较完整。本文试对高昌契券作一简介,希冀对高昌法制研究有所裨益。     

“右丞相即正丞相”质疑

现行高中语文课本第四册,有一篇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课本对文中“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一句中的“右丞相”没作注释,可能编者认为无注释之必要。而时雁行同志发表在一九八0年《语文学习》第十一期的《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一文中,对“右丞相”却作了解释。他说:《<指南录>后序》开头,文天祥自述道:“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讲授这句话,只要让学生理解,“丞相”是封建社会最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