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敏感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优先序分析

为实现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目标,通过多维贫困测度法探索贫困的深度和诱因变得尤为重要。基于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的调研数据,采用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从收入、健康、教育、生活设施和自然地理环境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与分解。研究表明：（1）单一维度上,农户贫困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各维度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差异;（2）多维度贫困测度上,多维贫困指数随着贫困剥夺维度K的增加而不断减小,变化趋势呈现倒“S”型曲线,变化速度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3）多维贫困指数以及发生率高于其他研究,表明生态敏感区的异质程度高;（4）多维贫困指数存在地区异质性;（5）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存在维度差异性,教育、收入、健康和基础设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原因。     

新发展阶段农村多维贫困的识别与测度

以CFPS2018年的农村家庭数据为样本,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双重视角出发构建符合新发展阶段情景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标体系,采取改进的AF法识别、测度和分解农村居民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居民家庭在受教育年限、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家庭平均旅游支出等几个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较高,在收入、健康、生活水平等维度上存在较高的返贫风险;从多维贫困指数的变化来看,随着＜i＞K＜/i＞值的上升,多维贫困指数虽然在逐渐减小,但在＜i＞K＜/i＞₁=0.2和＜i＞K＜/i＞₂=0.4时的贫困指数仍然较大,表明农村居民家庭在4~7个指标上发生多维贫困的概率较高;进一步的指标分解发现,在吉林、辽宁、广西等地区,严重的相对贫困问题和高绝对贫困返贫风险共存,家庭人均工作小时数和家庭人均旅游支出等休闲维度指标逐渐对农村居民家庭相对贫困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

中国农村存在收入维度以外的其他维度贫困,且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尽管在2000—2011年间农村多维贫困程度呈现下降的态势,但仍高于收入单维度的贫困程度。教育维度对农村多维贫困的贡献最高,其次是健康、生活水平和收入维度,资产维度的贡献度最低。动态来看,2000—2011年间教育和资产两个维度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度不断提高,健康和生活水平两个维度的贡献度呈下降态势,而收入维度的贡献度基本稳定。中国未来针对农村的扶贫瞄准应从单一的货币贫困调整为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资产“五位一体”的多维贫困,要更为注重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能力开发,以破除当前农村贫困日益显著的持久性和脆弱性特征,进而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率。     

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分析——以内蒙古、新疆、甘肃、广西、四川五省区为例

本研究使用中国国际扶贫中心2013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调查"数据,运用AF方法,从生存、发展、健康、教育、参与5个维度,19个指标构建儿童多维贫困指数,旨在分析贫困地区儿童多维贫困状况,以期提高以儿童为中心的减贫政策质量。结果表明,贫困地区儿童存在着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在各指标贫困测算中,72.03%的儿童所在家庭使用粪桶、旱厕、无设施或其他无冲水类型的厕所,57.52%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业余爱好,46.47%的儿童不能决定自己的日常生活,36.21%的儿童存在校园暴力;参与、健康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突出,分别是28.46%、20.29%;留守时间越长,儿童各指标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本研究在上述结论基础上,探讨了儿童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儿童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文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及测量,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9个省的数据用AF测量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贫困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22.8％,农村的贡献率77.2％.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序.     

社会资本与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分解及影响 ——基于陕西省南部农村的调研

在城乡二元体制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农村地区留守老人逐渐增多,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基于陕西省南部331份调研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度模型测度农村留守老人在收入、健康、医疗、抵御风险能力、居住条件、生活状况、心理状况七个维度上的多维贫困状况,并借助Probit和T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及其各构成要素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单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四个指标分别是生活燃料、患病被照料、疾病、卫生间,被剥夺比例均在60％以上;2)农村留守老人二维及三维贫困状况较突出,四维及四维以上贫困发生率较低.健康、生活状况、居住条件、抵御风险能力是农村留守老人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四个维度,也是导致农村留守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因素;3)社会资本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脱贫减贫中的作用最显著,社会声望仅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减贫有一定正向作用,社会参与则对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此后在解决和防范农村留守老人多维贫困上,应多关注非收入层面并重视社会资本的减贫作用.     

多维视角下贫困的识别、追踪及分解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分析框架和多重剥夺的福利损失,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2和2014年的数据,考察农村地区贫困的识别、追踪和分解。研究表明：从健康、教育、生活状况、卫生条件、食物支出与收入水平六个维度综合来看,考察期内农村地区的多维贫困有所改善;相比一维视角的收入贫困,多维视角下可以借助更多信息对贫困户进行有效地识别和追踪;对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发现,一些特定维度（如教育、生活状况和卫生状况等）的变化对于多维贫困指数变化的影响较大。得出政策启示：对贫困的识别应当借助多维视角的福利剥夺,以便尽可能“识真贫”和“扶真贫”;对于贫困的改善应当致力于贫困户福利水平和脱贫能力的改善;扶贫过程中,应注重一些特定维度对贫困户脱贫能力的影响,将这些维度作为扶贫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机理与实证研究

在构建农旅融合减缓农村贫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匹配CFPS微观数据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数据,测算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进而采用包含交互效应和中介效应的Probit、Tobit模型,从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两个层面验证农旅融合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及内在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农旅融合能够减缓农村收入贫困,但其减缓农村多维贫困效果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对农旅融合减缓农村多维贫困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农村居民工资收入水平和人均资本是减缓农村收入贫困的重要传导机制,但其对农村多维贫困的传导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深入发展农旅融合时,“因症施策”“多措并举”方可有效减缓农村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     

山东省与广东省FDI与环境污染比较研究

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山东省和广东省的FDI(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认为,FDI对污染物排放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随FDI的增长两省的工业水污染有所减少,但FDI对工业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影响略有不同,差异可能是由两省FDI的产业结构不同导致的。综合判断,两省的FDI与环境污染成负相关,FDI的流入有利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而改善环境质量。山东省和广东省引进FDI对环境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外资企业的增多并没有加剧环境污染,但是由FDI引起的环境污染确实还是存在的,应在注重引资质量、优化FDI产业结构、完善有关环境污染的法规等方面采取措施以促进山东省和广东省FDI与环境的协调健康发展。     

对河南实现由人口大省向人才强省转变的思考

河南地处中原,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根据国家人才规划纲要,河南省应采取以下措施,如加强政府对人才资源开发的组织领导,盘活人才存量,促进人才制度改革,实现人才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的多元文化特质

山东的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明确其特质,有助于山东区域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从山东文化的地域文化特质、历史人文特质和经济文化特质三个维度,全面分析归结山东文化所涉及的12个方面的文化特质。旨在为进一步增强国家的文化自信,树立并保持良好的山东形象;为促进山东区域文化产业经济发展理念的创新,开发具有个性化标志的产品;以及为文化竞争中差异化战略的选择,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路径——基于城乡统筹视角并以湖南省为例

目前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加快改造传统农业、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但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初期,包括湖南省在内的许多农业大省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矛盾,如粮食安全责任与地方发展目标之间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大市场集约化的矛盾,农业资金严重短缺与农村资金不断流入城市的矛盾,农业优质人力资源短缺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把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纳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体系中来统筹谋划,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带动下,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陕西省省域形成历程及其条件论析

陕西省现今所辖省域包括陕北黄土高原、关中盆地、陕南秦巴山地与汉水谷地等3个自然地理区。这一省域之形成,经历了先秦时期主体属于《禹贡》雍州阶段、秦汉隋唐北宋时期分属多个一级政区阶段、元代以降统属陕西行省并不断有所调整阶段的历史过程。陕西省域的形成,不只是因为陕北、关中、陕南3个自然地理区山水相依、地界相连,更重要的是它们彼此在资源与经济上互补互利、在政治与军事上互依互强、在文化上互融互济。因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需要而促成。     

对湖南省财政经济运行状况的思考

通过对近年来湖南省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收入增速放慢、全国排位后移、收入结构不合理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不足等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经济规模偏小、资金投入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水平低等是其主要原因。对此,提出了转变发展观念、改善发展环境、完善财税体制、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开放型经济等对策,以期在湖南省尽快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文化强省建设的实践逻辑——以安徽省为例

文化强省战略是推进省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重要战略.以安徽省为例,考察了文化强省建设的内涵与战略目标.在分析文化强省建设现实困境的问题上,重点分析了文化强省的路径选择.     

山东省高等教育结构研究

目前山东省高等教育存在层次结构偏低、科类结构不合理以及地域结构不均衡等问题,致使山东省高等教育不能契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矛盾。解决该问题可采取的措施有：统筹规划,平衡不同地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协调各层次人才培养规模,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明确分类和定位,促进高校特色办学;调整高校学科专业设置比例,建立与产业结构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科类结构等。     

论吉林省高速公路景观雕塑设计策略

就吉林省高速公路与景观建设、吉林省高速公路景观雕塑的设计原则和吉林省高速公路景观雕塑设计的组织策略进行阐述。在景观建设中冬季因素是吉林省景观设计中的重要设计内容之一,景观雕塑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地域特点提出了景观雕塑设计的三个设计基本原则,同时对景观雕塑设计的组织实施提出成立专门机构和引入百分比方案的运作方式来保证质量。     

山东章丘方言的语气词

描写了山东章丘方言中语气词的出现位置及功能分布,并与普通话的语气词进行了比较.根据章丘方言反复问句末尾语气词的区别,推测普通语用于是非问句的“吧”应来自反复问句末尾的否定词,并认为章丘方言反复问句末尾的“(唯)”应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