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学主义到间在对话论

“汉学主义”讨论有众多学者参与，但以周宁和顾明栋最具代表性。国内学人往往注意到两者理论的相同层面，却鲜见对二人观点之区别做出深入的辨析。实际上，基于对“汉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周宁版本的“汉学主义”基本是对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内“汉学主义”现象的展示与批评，兼及对于中国学界盲从西方理论的批判。而顾明栋版本所提出的作为理论范式的“汉学主义”则将一种原本局限于汉学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现象“超拔”为一种中西文化交互关系的普遍范型。然则顾著的做法却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出现了一种内在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证明作为异质文明对话模式的汉学主义范式的失效，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一种对于新型对话模式的需要。     

关于世界历史研究的几点思考——《法老与学者——埃及学的历史》读后

世界历史从world history到global history的转变,意味着"新世纪需要新史学"。纵观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与纵向发展,世界历史逐渐演变为全球史,20世纪末中国探讨全球史,史学家本着重新认识历史的使命,开始试图站在平衡立场的角度来解释东西方史学,并取得重大成果——全球史观否定国家本位;冲出传统史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束缚;重新评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打破西方中心论。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审视历史研究中遇到的所谓"东方主义"、"西方中心论"等学说,更深入地探究东西方文明、文化。     

国教化实施以后儒教的神秘主义特征和合理主义特征——从历学史角度作新的探讨

日本学界一般将汉代国教化以后的儒教看作是一种重视纬书的、具有神秘主义和非合理主义特征的国家宗教,并且将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描写成这样一个过程,即神秘主义的、非合理主义的儒教为一方,站在国教化以后儒教的批判对立面、发扬合理主义思想的一批知识分子为一方,最终后者战胜了前者.但如果以汉代历学史,特别是以对东汉章帝所实施元和改历的研究为基础再次展开探索,就知道国教化以后儒教所重视的纬书中既有神秘主义和非合理主义的特性,同时也有至今为止被完全忽视了的、合理主义的特性.基于这一事实,对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及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作重新研究后发现,国教化以后儒教内部,有可能存在着自发抑制神秘主义、非合理主义特性,发扬合理主义特性的要素.因此可以预测,国教化以后的儒教史中,或许存有"儒教自发的自我发展运动"之可能性.     

“宫泽主义”与日美外交

今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出访东盟四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文莱),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了强调以亚太外交为中心的“宫泽主义”。宫泽首相说,该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外务省官员称:“这次是自1977年福田首相访问东盟发表福田主义以来,我国制订的综合性的对亚洲政策”。“宫泽主义”的发表是日本政府对东西方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所做出的进一步调整,标志着日本美亚并重的外交倾向。它不仅给日本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发展注入新的因素,也将给日美关系乃至日本的全球外交带来深远影响。     

体例创新、观点创新、内容创新的优秀成果—何强编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探析》评介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发展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实践史。齐齐哈尔大学何强副教授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探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一书,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为切入点,     

矛盾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重刑主义探讨

研究重刑主义,对于正确、理性认识当代刑罚轻缓化的趋势,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中国重刑主义的演绎史同时也是一部社会矛盾的斗争发展史,辩证唯物的矛盾统一与和谐原理视角给探析重刑主义的发展规律以新的思路,可以更好地理解刑罚轻缓化这一重刑主义演绎的历史归宿和客观必然.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辩证理解

自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把唯物史观歪曲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倾向,“唯物论”与“决定论”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引起误解。如何辨证解决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李大钊在接受唯物史现的过程中,由于辩证地解决了能动论与决定论的关系,因而得出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     

“尧舜禹抹杀论”与“古史辨”中的“疑古”思想——以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禹贡》的考辨为中心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文献学派的创立者,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他带领其弟子对中国史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顾颉刚是中国“古史辨”派的领袖,首倡民国“疑古”之风,后创办《禹贡》半月刊,掀起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热潮.二者的研究似乎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学术起源之“疑古”观念亦存在某些共性特征.本文以顾氏与白鸟氏对《禹贡》的考辩为出发点,比较二者“疑古”思想的学术渊源、辨析方法与观点倾向,试图探究二者在学术上是否存在承继关系.     

关于“全球史观”和世界史编纂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史学界，世界史编纂已有悠久的传统，但在这一传统中也存在着严重的“西方中心论”问题。西方中心论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学术规范，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作为世界历史的主线，以西方的价值观评判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并对其历史和文化造成遮蔽和误读。全球史家尽管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反思，但在具体的世界史编纂中仍未做到彻底的“去中心”。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编纂同样存在着西方中心论倾向。要克服这一问题，中国学者必须对本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积极探索世界历史的“中国维度”。     

《左传》叙事视角研究

《左传》作为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和开篇,对于中国叙事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引申出如何看待“文史不分”与中国叙事传统的关系问题,以全知叙事、纯客观叙事和限知叙事三个方面对《左传》叙事结构的生成过程进行了辨析;认为《左传》的叙事并非以“文学性”的实现为目的,而是担负“史”的功能,其“文学性”的实现是一种历史的发生,也是一种解释的迁延;同时,在叙事上摒弃了单一的记事或记言的旧制,以“言事相兼”为手段,真正实现了中国历史记叙从账簿似的大事记向以写人物活动的历史叙述的转移,将中国史学记叙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文史互见的基础上,发见了中国叙事的“由史入文”、“允文允史”的基本特质。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应该承认,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生命伦理原则主义的中国式困境、成因及出路

在中国生命伦理学领域,原则主义的决策框架遭遇实践困境,权利话语的“先天不足”,自主原则的分离以及忽略了人们实际条件的能力模型是其困境之源。西方将尊重自主作为解决困境的出路,但这种模型将自主当作一个静止的概念,遮蔽了个体与社会的真实关系;由于中国文化思维的差异性以及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原则主义之西方解决路径在中国不具有适切性。在中国语境下,儒家伦理能为消解原则主义困境提供本土化的道德资源,包括“仁爱”的道德基础、“经权”的方法论、情理结合的理性条件以及家庭的介入。     

史华慈“毛主义”的“独创性”研究

史华慈在“毛主义”战略中,提出了“毛主义”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两次大论战。至于“毛主义”是否具有独创性,关键看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分析“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区域主义:通往全球主义的“垫脚石”还是“绊脚石”

全球主义与区域主义是上世纪 80年代尤其是冷战后同时发展的重要国际关系现象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主要有“冲突论”、“兼容论”、“过渡论”三种看法。出现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主义的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区域主义的初始内涵是民族主义的体现和放大 ,经过旧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 ,封闭性的区域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等不同阶段对区域主义内涵的改造 ,其当代内涵与全球主义日益接近。新帝国主义披着全球主义外衣为殖民主义张目 ,对区域主义造成一定冲击 ,我们在推进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同时 ,应坚决反对新帝国主义。     

《创造十年》与郭沫若关于创造社历史的自我辩护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述评

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和评价,可以看出:(1)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共同性”、“一致性”和“整体性”的历史哲学范畴.(2)世界历史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不仅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且还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3)世界历史发展的“三阶段”与“五阶段”是马克思分别从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两个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所进行的不同划分;二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演化.(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是欧洲中心论,但他并不否认世界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世界历史时代有一个中心.     

“绿洲桥”视野中的河西走廊、历史中国与区域性世界 ——以河西走廊电视系列片的史观为起点的思考

[提要]文章提出中亚史与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形成有关，在单线社会形态论和文明等级论影响下，中亚成为静态历史地理空间；而中国的中亚史研究则有“外族盛衰连环性与外患内政之联系”的传统，中亚是动态历史地理空间；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河西走廊“绿洲桥”则体现了包括历史中国与周边共享的动态区域性世界，而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性区域秩序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亚洲区域性世界消失。“绿洲桥”作为区域关系研究的视角改变了历史研究向来以“中心”为对象的局面，超越了中心对中心、中心对边缘的研究视角，从而突破了东西二元的话语结构，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丝绸之路与世界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可作为理解“河西走廊关乎国家经略”的另一层深意。     

《萨帕塔的眼睛》中的历史书写

以著名农民革命领袖埃米利亚诺·萨帕塔的情妇伊内斯为叙事者,讲述了伊内斯与萨帕塔之间的情感纠葛及其在革命期间所承受的灾难和伤痛。小说赋予历史叙事所忽略的失语者以叙述声音,通过文学想象解构并重塑被卷进历史事件的个体的形象,从而“真实”地再现墨西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通过叙事者伊内斯之口,对主流叙事中所浸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革命爆发的内在动因做出了新的诠释。     

论中国近代史中的“中国中心”和“西方中心”——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为例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被纳入到整个世界近代史范畴中.如何解读这样的中国近代史,不同的模式体现着不同的立场和想象.以往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范式,以阶级斗争作为解释模式,旨在突出共产主义革命,但这样简单地把近代史进行过程、事件和高潮的分割,使得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缺乏血肉.现代化理论的出现,是对原有“革命史观”的“不满”和“反动”.其中冲击一回应模式的诠释可谓是一个生动的、双向的解释范式,但也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