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工具变量法(IV)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社会网络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相对贫困脆弱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对中部地区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最大。机制检验发现,劳动力迁移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家庭相对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机制。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结合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数字普惠金融在整体上减缓了贫困脆弱性,但是面板门槛回归的结果显示这一影响是非线性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加重了人均年收入低于2490元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当家庭人均年收入跨过6248元的门槛值之后才会显著缓解贫困脆弱性。另外,过度负债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当家庭负债超过2.97万元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效应会下降。     

农户贫困脆弱性与人力资本特征

利用2016年秦巴山区68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和人力资本特征进行了分析,运用OLS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和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脆弱性农户和非脆弱性农户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十分显著,比贫困和非贫困农户间的差异更加明显;劳动力健康、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都会显著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工作经验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呈现倒U型特征;劳动力健康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影响最大,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劳动力健康对农户脆弱性的作用逐渐增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低收入农户的影响最大,有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     

农户创业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利用2012年、2014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农户创业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创业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通过提高收入、促进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和提高自有资本降低了家庭脆弱性。     

差异化非农就业比例对农村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分析

基于2021年陕西省吴起县342个农户调查数据，利用PSM方法实证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户返贫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当前非农就业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数比未参与非农就业家庭低；非农就业并不必然会消除未来贫困，当家庭非农就业受限于被动就业或农业社会保障缺失时，非农就业与贫困脆弱性呈正相关关系；非农就业可以显著弱化未来贫困风险。从提升过低非农就业家庭的就业比例，合理调整过高非农就业家庭的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测度不同贫困线标准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效果及其最优指数区间,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既存在"数字红利"效应也存在"数字鸿沟"效应,二者呈现出倒"U"型关系,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最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区间位于108~160之间。分结构看,较低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加明显,但较高贫困线标准下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减缓程度更大,且呈小幅递增趋势。在作用机制层面,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提高农户数字技能和风险管理能力,降低居民收入差距来发挥中介作用,减缓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     

山西农村贫困脆弱性的分解和原因研究

目前对于贫困的研究,已从收入贫困发展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贫困的脆弱性是权利贫困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对于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很少,对于山西省农村贫困脆弱性的研究更是空白。文章运用低期望效用脆弱性(Vulne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方法,对山西农村贫困的脆弱性进行估计和分解,并对影响脆弱性的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山西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为0.3148,即在目前资源分配方式下,农户的效用比消除了不平等和完全规避风险后的情况下降低了31.48%。其中,由于贫困带来的脆弱性为0.1143。在影响农户贫困的脆弱性的因素中,体弱多病者占家庭人口的比例、家庭劳动力最高文化程度、当年是否有重大事件发生等是最主要的因素。     

社会资本、风险抵御与农村女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底中国将实现全面脱贫,特殊困难群体的持续性脱贫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点。为此,本文以贫困脆弱性作为衡量特殊困难群体长效稳定脱贫的指标,并借鉴可持续生计模型,构建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测算中西部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上,实证研究社会资本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相较于男户主家庭,女户主家庭持有的生计资本较少,其贫困脆弱性程度更高。内部生计资本中的金融资本体现了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直接显著地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外部资本,可以提高家庭风险抵御能力,进而对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在风险抵御上,女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强关系进行非正规借贷,而男户主家庭主要依靠弱关系进行正规借贷以抵御风险冲击。研究还表明,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也会受到重大事件、政府补助金额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政府应当关注女性或女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问题,短期可加大对贫困脆弱女户主家庭的救助力度;长期可从增加社会资本的角度为其制定长效脱贫政策,如有针对性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为女户主家庭提供支持。     

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与农户家庭多维贫困

采用2014年CFPS微观调查数据和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异质性、融资约束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地区农户多维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融资约束依然存在，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缓解。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对农户融资约束与多维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总体社会网络规模、邻里信任、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和多维贫困概率；干部信任显著降低了家庭融资约束概率，而亲戚交往显著增加了农户融资约束概率。社会资本与融资约束交互影响农户多维贫困，但存在差异。家庭社会网络总体规模、政治关联性组织参与两类优质社会资本介入显著抑制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而亲戚交往联络进一步强化了融资约束的致贫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