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辛亥记忆及其与章太炎的关联

鲁迅的辛亥记忆或隐或显地带有其师章太炎的印迹。光复会在民国时渐被淡化、湮没，章太炎多为其鸣不平。鲁迅也站在光复会的阵营中，通过书写陶成章、范爱农的悲剧，折射出光复会成员在民国时或被迫害、或被挤得穷极而死的遭遇，表达对由同盟会演化而来的国民党之不满。在革命设计思路上，鲁迅遵循其师以思想革命为核心的民族革命设想，强调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反思辛亥革命未割掉奴于异族而形成的“无形的辫子”。同时章太炎在清末提出“国愿”论，警惕投机者潜入革命中。鲁迅也据此反思由于诸多假称革命以图利的“国愿”钻入而使辛亥革命“内里蛀空”的现象。章太炎的影响，加以对辛亥革命的切实体验，使鲁迅的辛亥记忆明显异于胡适等从政治制度、历史宏观视野所塑造的辛亥想象。     

共和危机的文学应对:孙中山北上与鲁迅杂感文书写实践

孙中山北上,为再造民国挽救共和提供了新契机,也激活了鲁迅沉寂已久的杂感文写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执着于切身日常生活的鲁迅革新了杂文与杂感的书写形式,沟通了审美、伦理与政治,以生命美学的方式,应对了共和危机,拓展了书写层面与政治层面的自由。     

一个郁愤孤傲的知识分子——谈鲁迅的散文《范爱农》

《范爱农》是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的最末一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厦门写成,最初发表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这篇散文是鲁迅对早年挚友范爱农的追怀。它通过范爱农坎坷不幸的生活遭遇,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反映了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代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鲁迅与光复会

鲁迅早年参加光复会的问题,是寻绎、辨识伟大革命家鲁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思想发展线索的重大问题。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与光复会人物的来往很多。如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中,就写到他与陈子英同去横滨迎接徐锡麟、王振汉(徐妻)、陈伯平、马宗汉、范爱农等一行十余人的事,这是光复会中人称之为“捐官握兵权闹‘中央革命’”的活动,又写到王金发在光复杭州后,带兵进绍兴当了都督之事,这又     

关于鲁迅邀请范爱农一事考辨

范莲子在《同忆鲁迅与范爱农》(载《许昌师专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一文中说:“由于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还兼着生理卫生学教员,工作相当繁忙。不久,他便邀请范爱农到府中帮忙。”范爱农是否应邀了呢?文章紧接着写道:“宋崇厚先生在八十二岁时曾经回忆说:‘我在绍兴府中学读书时,鲁迅先生任教务主任,给人敬而爱之的感觉。范爱农先生给我是另一种印象。他一年到头穿着学生装,老是穿一双布底鞋,养着一个平顶头,衣着非     

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这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在小说中表达了"牺牲"主题,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在《故事新编》中,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表达了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如果说前两篇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后两篇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     

关于范爱农生平的一件新史料——汪梅峰《吊范爱农诔文》的发现

(一) 最近,我在整理父亲的书籍时,发现了鲁迅挚友范爱农的舅舅汪梅峰先生《吊范爱农诔文》。《吊范爱农诔文》全文如下: 吊范爱农诔文舅氏梅峰哭会邑皇甫庄,有范爱农者,余甥也。五龄失父,旋即丧母。门衰祚薄,孤苦零丁。幸有祖父在堂,赖     

范爱农死因探索

今年是鲁迅的挚友范爱农逝世七十周年。他是光复会首领徐锡麟烈士的学生,与鲁迅有过一段令人难忘的亲密交往,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可是,关于他致死的真正原因,却始终是一个     

重构藏地乡村的精神图谱与历史记忆——从《空山》到《云中记》的文学启示

从"机村传说"始,阿来开始讲述20世纪后半期藏地乡村的历史,在思考小历史与大历史、村庄与国家、个人与时代、创伤经验与历史记忆的关联时,也标示出他之于藏地乡村历史变迁的复杂的情感地图与情感结构。阿来试图超越"在地"的、"实在"意义上的乡土历史书写,走进乡村的内部去探寻个体和乡村的精神图景与文化记忆,通过对藏地乡村的人物图谱的深描、对藏地村庄精神图景的重构、对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的打捞,显示出他的乡村书写所可能达到的广度与深度。     

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媒介的转型与发展

文化记忆作为一种与社会、媒介和文化情境紧密相连的动态构造，彰显了人类记忆的社会化维度。在创意经济时代，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建构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格雷马斯矩阵被巧妙地应用于这一知识场域中剖析文化记忆构建机制，揭示了媒介作为构建文化记忆中最活跃变量的核心地位。随着文化内容从物理形态到数字化传播和存储的转变，以“仪式”和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记忆媒介经历了数字化和网络化的转型，旧媒介为文化记忆提供稳固且权威的依托。新的媒介形式引领文化传播的创新，作为象征性与商品性并存的记忆媒介的文化创意产业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储存方式，该方式以其普适化的传播样貌所形成的某种暗示构建起文化记忆的全新图景；兼顾官方记忆与大众记忆平行书写的新媒介给文化记忆的书写方式带来颠覆性的革新，它不断丰富着文化记忆的构建模式，使之获得一种更为大众化、更加多元化的表述空间，进而推动和强化了官方与大众记忆之间极高的流通与互动性，促进了多元解读视角的形成。但同时，在文化记忆媒介演化的进程中所产生的虚假记忆、信息过载、数字鸿沟和数字伦理等一系列新问题，也成为亟待深入探讨和解决的知识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