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

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促进补偿活动、调动生态保护积极性的各种规则、激励和协调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和谐社会生态的途径.企业是其运行的基础,遵循生态补偿机制把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融为一体,实现生态补偿和自身的科学发展.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需要协调区域共同发展,完善补偿方式和税收制度,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将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     

道家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契合

本文认为,道家哲学所包含的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明的诸多观点相契合,提出道家的主客共体的认识论方法,超越“中心主义”的“天人不相胜”观念及对科学技术要循道而为的警戒都为建构当代科学的生态哲学思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而使道家哲学的生态视点成为当代生态文明中的有机元素。本文阐述的最终结论,就是要充分认识道家生态智慧在解决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危机中的重要价值,建构未来绿色文明的过程中做到科学的扬弃。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产力观初探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分析与研究，探析其生态价值，还原其真实意义，维护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性，补充、完善现行生产力范畴。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地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生产力实体要素、生产要素的构成论述了“自然”这种生态系统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工业生产生态化的设想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条件、途径。     

论社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本文从阐明狭义生态生产力和广义生态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出发,论述了生态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二者内在的辩证关系。并提出:社会生产力诸要素的第一源泉是生态生产力;人类不断认识生态生产力,并逐步将其转化直至融入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社会生产力落后变先进的过程;后过程的进步成果又反促前过程的扩大和深化。     

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农业

生态与经济正在形成一种紧密联动的新型发展关系。要解决传统模式下生态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缓解生态危机 ,关键在于建立能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繁荣的发展模式 ,使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融合为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 ,达到生态与经济、人与自然在更高发展水平上的和谐统一 ,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应该用生态经济农业的观念指导现代农业 ,把农业经济行为同生态环境看作一个相互制约的系统。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减少和避免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行为。     

从传统生产力到生态生产力:扬弃与超越

传统生产力观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但却存在一些通病:过分强调社会生产力,忽视了自然生产力,以至于把生产力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生产力;人为地割裂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人类向自然界索取生存资料的单向过程;将思维限定在主客二分的框架下,将自然置于人类的对立面,片面夸大人类主体的力量和需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只看到近期后果,忽视了长远后果,从而损害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利益.这种传统生产力观不仅在理论上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不利于当前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传统生产力观相比较,生态生产力的发展理念更为先进,价值取向更为合理,构成要素与结构更加优化,运行机制也更为完善.因此,生态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在当代的表现形态.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新质态,具有传统生产力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既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理论家们逻辑推演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传统生产力的“扬弃”,最重要的是克服其所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状态,从而实现了生态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超越”.     

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与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论述了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关系及中西方对天人关系的不同阐述;指出当前生态伦理思想的觉醒意味着某种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从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跃升为决定性因素,并依然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从整体上讲应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态化,而价值理想、循环经济、自主创新、绿色消费、生态文化是理解生态化生产力的理论要点。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生态批评——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批评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反对“类中心主义”,主张“生态中心主义”和环境公平。其分支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深层生态主义主张超越生态学作为科学这一事实达到“自我意识”和“地球智慧”深层次境界;文化生态主义认为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必定会反映在语言与文学领域;印第安族裔生态文学的关注焦点从社会关系转移到了自然关系。生态文学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反映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生态批评是人类为其所生存世界斗争的一种方式。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涵、建设指向和实现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核心内涵方面,强调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世界共赢观,有利于走出中心主义思维的局限,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在建设指向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既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城市,也要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有利于超越城镇化的单一思维,实现美丽城市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在实现路径上,强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构建绿色生态制度体系,有利于走出唯生产力的误区,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思想探析

马克思＂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思想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能＂再生产整个自然界＂标志着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不同于动物的活动方式的确立,它表明：人类的生产活动应当体现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社会经济再生产与生态环境再生产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只要合理调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两种再生产就能彼此协调,互相支持,持续发展;＂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也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重塑自然界的过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内含和谐自然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和全球生态观等6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深邃的新时代意蕴。这一思想实现了"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实现了生态"三观"的统一及"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特点鲜明。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注重从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需要坚持系统性思维,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依靠人民自觉行动,依靠制度和法治以及全球合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范式

伴随我国工业化迅速发展,资源环境与生态危机问题日益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观、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和行动依据.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应以人为本,需要政府推动和依法治理,贯穿社会主义建设各领域.在实践中,要推动绿色科技创新、探索合理生产方式、践行生态消费观、转变政府职能、加强法治建设等策略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治理:变迁逻辑、政策反思与展望——基于1978-2016年政策文本分析

绿色治理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现实的正当性、必要性与可能性。以1978-2016年这38年间中国党代会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等政策文本为样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批评话语分析法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绿色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检视,分析和梳理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发展阶段、时代特征与变迁逻辑。分析结果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变迁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历程:从价值取向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效率（经济发展）优先-兼顾效率与公平-公平优先"的价值转换;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可以划分为1978-2002年、2003-2011年、2012-2016年3个时间阶段;从政策内容来看,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经历了"浅绿化"的环境保护、"深绿化"的环境（生态）治理、"泛绿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转变。通过政策反思发现,中国绿色治理政策呈现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匮乏。未来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绿色治理政策的民主化、法治化与协调化进程,才能最终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制度基础之上。     

论青海生态文化及其体系构建

生态文化是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灵魂,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大力培育和发展生态文化,积极构建青海生态文化体系,为实施生态立省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保护建设生态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取向——再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

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主要在于依托农村现实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无公害经济，在建设“和谐农村”的总体目标下，逐步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民的市民化与农村的生态化。切实增强农民的主体能力和市场素质，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继续加大外部社会力量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的同时，破除中国传统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等级分隔，消除一切形式的对于农民的歧视性文化，全面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     

“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

“两山”论的实质在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有效解释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人类在两者间的选择、放弃与坚持。我国当前可通过在禁止开发区走“生态优先”路径、在重点开发区走“绿色发展”路径、在限制开发区与优化开发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对“两山”论进行分类实践。在分类实践进程中，亟须通过实行差异化财政投入政策、创新间接财政投入方式、增加环境税税额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进行政策导向，以及通过区域协同立法“协同程序”的模式建构、河长“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聚合创设、环保督察“强化问责”的程序明确、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法治保障。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