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代“乐舞”的音乐美学探微

汉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发展时期 ,而汉代的乐舞技艺已达到出神入化、引人入胜的境界。反映在音乐美学方面主要有 :一是总结先秦融汇各家 ,既有以道家音乐美学思想为基础 ,糅合儒家、阴阳家的《淮南子》 ,又有以儒家音乐美学为基础 ,糅合各家思想的《乐记》 ;二是明显地阴阳五行化 ,既出现了《乐记》中的成熟形态的“天人合一”的音乐美学思想 ,又出现了乐纬、《白虎通》的神秘繁琐的谶纬神学音乐美学思想     

评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美学观

董仲舒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同时又是汉代神学思想的创建者。他为了适应汉武帝刘彻实行“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把孔孟之道和阴阳五行之说融合起来,炮制了一套“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等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由推崇黄老思想而转变为“独尊儒术”,甚至提倡谶纬神学,就是从董仲舒开始的;他曾被称“为儒者宗”(《汉书·五行志》),足见其影响之大。董仲舒的这种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也贯彻在他的美学观中。他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而成为汉代神学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首创者。这似乎从未引起学者的注意和研究,现在我试从上述两个方面加以评述。     

王国维的文学论的剖析及其历史评价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是以文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他运用了西方美学的思想武器,着重研究了文学起源、文学性质和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构造了他的文学论的三大组成部分,这三大组成部分似乎是从文学的定义探求出发的,但在实际内容和作用上,远比这个定义自身更丰富而又深广得多。本支试图联系西方美学思想,剖析王国维的文学论,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和作用。     

从对屈原的评价看汉代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汉代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批评反映了汉人的文学批评思想和文学观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以人品定文品,肯定屈原及其作品者目之为“忠贞之臣”,而贬之者则说他是“狂狷之士;司马迁透过屈原的作品发现了一个“怨”字,从而提出了“发愤著书”的创作动因论;以儒家诗教原则和儒家经典为标准对屈原作品进行评判,反映出汉代以政教为中心的实用批评思想。     

试论赵树理的美学思想

赵树理的美学思想 ,历来论者寥寥。概括地说 ,他的美学思想是求善追真 ,以善为核心 ,这是由“五四”艺术理性与其农民出身的务实与清醒所共同决定的 ;并且 ,这一美学追求影响到他生前的文学命运和个人遭遇 ,也影响到身后学术界对他的评判     

宗白华开设“中国美学史专题”

哲学系宗白华教授,本学期为哲学系、中文系高年级学生新设了选修课“中国美学史专题”。该课预计将包括以下六个专题:一、先秦和汉代工艺美术及古代哲学、文学中表现的美学思想;二、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中表现的美学思想;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表现的美学思想;四、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表现的美学思想;五、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表现的     

试论老庄及禅宗对苏轼美学思想的影响

苏轼的美学思想有其继承性,也有其开创性,对宋以及后代的美学思想有深远的影响.他反对晚唐五代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主张文学有益于现实人生.他不同于宋代的理学家,理学家否定文学艺术的美学价值,把文学作为宣扬儒道的工具.苏轼以敏锐的美感观察生活,追求生活中自然之美,把文学作为揭示生活、表达思想、讽谕现实的手段.他在总结自己和许多著名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卓越的美学思想.在研究苏轼美学思想时,不难看出他的美学观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老庄和禅宗思     

两汉时期“桑女受辱”故事文本化演变的价值与意义

古老的习俗风尚以某种强大的习惯力量存在于社会之上的现实,促使汉代的政治家们开始了他们"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如果将这种"辩风正俗"的反思和构想看作一种行之有效的政制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措施和行为的话,那么,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为社会主体意识和主流思想服务,是汉代文学的政治使命。汉代文学为实现这种政治使命而进行的文学实践,是丰富多彩的。我们所关注的,是在汉代移风易俗的社会运动中,汉代文学的表现和作用。在这方面,传统"桑女受辱"故事于两汉时期的文本化演变,具有着典型价值和启示意义。     

接受美学的三重背景

本文从社会、哲学、文学三个方面探析了接受美学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接受美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历史的产物;现象学哲学美学、解释学哲学美学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为其提供了哲学的背景;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社会学和萨特存在主义文学观则是其产生的文学背景。     

消解"心"与"物"对峙的努力--朱光潜美学思想再思考

传统西方美学讲究"心———物"两分法,各历史时期的各派美学都重在探求"心———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心"如何观照、反映"物",直至20世纪,西方美学界才形成对"心———物"交融美学问题普遍关注的倾向。朱光潜一直在进行着消解"心"与"物"对峙,在"心"与"物"交融的契合点上寻找美学真谛的努力,尽管,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努力———他美学思想阶段性的呈现:先是推崇"形象直觉";后又从"意识形态论"入手,探究美与美感问题;最后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确立"主客观相统一"的美学命题———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追求。在现代西方美学家殚精竭虑欲探询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显现、意义与理解等美学问题的今天,重读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会有很多新的启发。     

论刘勰的"以子离经"思想--读《文心雕龙·诸子》的体会

<文心雕龙*诸子>篇一直不被龙学研究者所重视.刘勰通过对诸子学术的评述,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子学思想,其核心是"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了他充分认识到子学所独有的学术价值、文学价值.这种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他认为子学与经学同样都有悠久的历史,提出了"经子异流"的论点,这大大超越了<汉书*艺文志>子学乃"六经之支流裔" 的观点,从而表达了他抬升、推崇子学的思想;二、刘勰的"以子离经"的思想,表现在他对诸子文学成就精辟而客观的评论上,指出了子学独有的文学性;三、<诸子>篇所谓的"道"的内涵,实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而兼容其他各家的.这是刘勰从两汉经学思想体系挣脱出来的结果,也是魏晋以来儒家一尊局面逐步被打破的表现.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叔孙通儒学实践批判之批判

作为一名儒者，叔孙通深谋远虑，因利乘便，与时俱进，行事委婉，终为汉家重用。但人们对其儒学实践颇有微词。其实，叔孙通成功的儒学实践正是先秦以来儒家自我调整、自我革新的结果，它促成了儒家政治理想向现实的转化，并为儒学从私学逐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践经验。     

教狱相顺 正谊明道——《春秋繁露》的修己治人之道

董仲舒是汉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哲学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在先秦儒学向汉代经学的转变过程中，董仲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主张“独尊儒术”使儒学神学化、经学化、社会化上。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着重从重德教、辅刑罚，万民之性、待教而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必仁且智以及教师观等方面，来分析董仲舒的修己治人之道，可以使高教管理者对古代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有更深的理解。     

蒙文通经学四变述论

蒙文通的经学思想承廖平而来并加以发展。他批评汉学流弊 ,倡鲁、齐、晋之学 ,以地域分今、古 ;破弃今、古文经家法 ,而宗周秦儒学之旨 ;其后 ,蒙文通又提出汉代经学乃融会百家 ,而综其旨要于儒家而创立的新儒学的见解 ,推崇西汉今文经学 ;后于晚年对今文经学提出批评 ,认为今文经学乃变质之儒学。蒙文通的经学思想内涵丰富 ,经历了四次变化 ,值得认真总结与研究探讨。     

王莽改制与两汉儒学风气的转折

汉代为传统儒学发展和演变的关键时期,比较东西两汉的儒学不难发现,王莽改制后两汉儒学风气存在着理想主义向理性行政的转折。西汉儒学鼓动着理想主义的复古热情,最终导致了王莽大规模的复古改制,这是西汉儒学理想主义发展到顶峰的表现;但是由于王莽改制的失败,儒学理想主义受挫,随着东汉光武帝理性行政的推广,东汉儒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曹魏儒学之传播与分布格局

儒学在经历了汉代的发展以后,至东汉末,由于社会的动乱,出现了短暂的衰落,然而,同样因动乱而引起的中原士民的迁徙,却带动了儒学由中原核心区向四周的传播,从而扩大了儒学影响的地域范围。曹魏立国以后,亦力图儒学的恢复与发展,在政府的倡导下,儒学化的地方官员多劝学兴儒,在地方行政中最大限度地推广儒家的文化价值,又加强了儒学的传播力度,重新巩固了东汉以来形成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儒学核心区的地位,奠定了西晋儒学的分布格局。儒学在曹魏时期进行地域扩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塑造底层民众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