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论法的目的——以康德目的论哲学为视角

有关法的目的之论说是法理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法的目的指向法律秩序本身,并决定法律秩序的精神品质。依据康德的目的论哲学,法的目的可以区分为法的外在目的和法的内在目的。前者在经验意义上探究法律秩序何以成为人类生存之必需的问题;后者在先验意义上揭示一切经验性法律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内在根据。而对于法的内在目的之讨论严格来说源自近代,它由两个部分构成,其一是个体的道德权利,其二是为确保个体的道德权利获得实现的普遍性方面。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道德与法律:二维规范世界的一元存在——从发生学角度的一种认识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规范世界的两个维度。这两个规范维度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同根同源性。虽然在文明社会中道德维度与法律维度各有其演化的内在逻辑,但在价值根据及其现实中二者又有着价值上的一元性。在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过程中,应当注意这两个维度的统一性。一方面为法制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与道义基础,另一方面为道德建设在制度层面寻求一个现实的支点。     

论儒家道德实践中的认知与意志问题

在儒家道德哲学中,道德本体、涵养工夫、天地境界三位一体。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心性"问题是儒家道德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道德认知是道德领域更为内在的认识论问题,认识的主体是具体存在的人,既有感性的规定,也有理性的意愿。在善的追求中,理智与情感、意志总是交织在一起,向善的意志存在意志软弱的问题,即"天理"与"人欲"的内在张力。儒家的道德境界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问自身之"在"的意义,强调"成己"与"成物"的统一。     

富勒的理想世界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命题是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借助这一区分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探讨富勒丰富而思辨的法律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法治建设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     

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哈贝马斯对法律正当性的论证

道德与法律关系是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论争的焦点问题。在批判和吸纳众多思想家理论精髓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试图重塑道德与法律关系。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重塑,归根结底是为了论证正当的法律如何才有可能这一深层次的核心问题。围绕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法律是什么＂的不同理解,同时在实践层面彰显出来。遵循从功能和规范层面进而深入实践层面的脉络,本文探讨和梳理哈贝马斯如何重新定位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审视他对法律正当性问题的解决路向,进而评价其理论优势及理论缺失之所在。     

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若干问题的思考

如果我们注意报刊的文章与报道的话,一定会发现市场经济与道德问题已成为当今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这也引起我的兴趣,谈几点想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教。 有一种意见认为,“首先大力发展经济,其次要与法律配合,以法律作保证。”言下之意是市场经济与道德问题关系不大,或认为“发展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具有内在一致性”,只要经济发展了,道德自然会进步;按习惯于线性思维者的逻辑,或许还会得出:     

法治和德治关系断想

人治、法治、德治有社会治理形态和国家治理手段两种意义.作为社会治理形态,它们与人的发展形态相适应;作为国家治理手段,法治和德治可以兼通结合于人治和法治社会形态.我国封建社会建立了"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建设成"法主德辅”的法治社会形态.     

论法治中的道德因素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本文在对中外有关主要理论观点加以综述之后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 ,论述了法治中存在一定道德因素的必然性 ,并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法治主要环节方面分析了道德因素的存在样式和效能     

法治及其与德治关系论

人类关于法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在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和实践及其与德治的关系表明,法治之法应有道德性,但法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     

调解的法治与德治

从法治的角度看 ,由于调解不仅依据法定的授权进行 ,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　　袁翔珠　　　 　开展工作 ,因而它完全符合法治的精神 ;从德治的角度看 ,调解充分体现了道德的感召作用　调　解　的　法　治　与　德　治和劝导作用 ,所以调解是法治与德治的经典结合。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是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 ,正确适用调解、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就要找准“法”与“德”的结合点     

浅谈礼治传统对以法治国的影响

礼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以此为核心建立的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治国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是不同的，在现代国家，法治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和程度。中国是个崇尚礼治的国家，深入人心的是礼教。因此，如何在礼治传统深厚的国度里实现法治的转换，如何将中国悠久的礼治传统的负面性转化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实现法治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论法治的本质

法治乃法律之统治,它与法律、正义、权力、民主等因素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法治也愈加文明理性。现代社会的法治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是法律之治、正义之治、限权之治与民主之治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     

人治与法治的经济基础

从人治与法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出发,分析了人治是自然经济的产物,法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     

论法治模式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使法治模式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的必然选择。法治模式的内在要素有信仰、原则、制度和规则 :法律信仰是法治模式的灵魂 ,在古代就出现法学家、思想家对法律的信仰 ,但只有融入法治现实的信仰才是法治模式的要素 ;法律原则是法治模式的基石 ,它既是法律信仰的外化 ,又是法律制度、规则建立的基础 ;法律制度是法治模式的构架 ,制度是把信仰、原则与规则联系起来的纽带 ;法律规则作为法治模式的细胞 ,是其他三要素的具体化和载体。只有重视法治模式四要素的建设 ,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社会才能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