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中证据采证规则,尤其是非法证据采证规则的修改是新一届全国人大5年立法规划对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要内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立为审判机关对侦查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以及除不利维护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等的实物证据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完善宪法、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起

作为程序法治的一项国际准则,对刑事侦查程序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各国通行的做法,其目的是规范侦查权在有序的法治轨道上运行,达到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平衡。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功能,但仅凭这种结果上的后置制裁性审查难以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控权作用。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破解问题的出路在于以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切入点进行延展,形成与之相衔接的侦查程序司法审查制度合力。应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权力分工负责的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从司法审查的对象、司法审查的方式以及司法审查的主体三个方面建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制度。     

浅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演进

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相比,新《刑事诉讼法》不仅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法典所应具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某些缺陷,对此,应取消"限期破案"制度,发布指导性案例,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救济程序。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

在法治理念统率全球的时代背景下,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十分必要,因为其符合现代法治社会提倡的程序公正理念,有利于实现全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标.为此,我们应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对象,即明确哪一类非法证据是应当排除出诉讼程序,不得作为定案依据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包括对证据材料提出异议的主体、程序、时限等;明确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研究

秘密监听对公民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产生了威胁,但是对侦查日益智能化的犯罪又是不可或缺的证据收集方式.从适应刑事庭审方式对证据要求的角度对秘密监听加以规范,使其以最小化的侵犯公民权利、自由的方式,达到证据收集效率的最优化,使以秘密监听收集方式获得的证据不致因违法而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从理论上解决秘密监听证据适用规则,使秘密监听获得的证据能够最终被作为定案依据.     

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确立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卸去了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再次收集的取证负担。但进入刑事诉讼后的监察证据仍然要接受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审查才能作为最终定案的根据。对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主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对监察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审查主要以《监察法》及其条列中具体的取证程序为依托,结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对各类法定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展开,同时应将口供补强规则"置入"监察取证阶段。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缺陷,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探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证据是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证据的收集、提取及质证、认证的规范化、制度化,对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法理分析

非法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指违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获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能为法庭采纳。非法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以及非法证据排除原则是否应当确立,集中体现了刑事诉讼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在世界各国人权保障思潮高涨的时代背景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于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给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路径选择: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运行

要想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得以有效实施,需要注意以下相应配套机制的完善:促使我国刑事诉讼从侦查本位主义向审判中心主义转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程序;完善相应的程序性辩护制度。     

论违法证据排除法则在我国的适用

本文提出了应在我国初步确立违法证据排除法则。作者认为，确定排除法则不仅是我国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刑诉法公正与效率价值取向和证据合法性的刑诉理论的要求，也是我国宪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弥补现行刑诉法有关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规定之空白，有利于维护刑诉法的尊严。文章还探讨了违法搜查、扣押获取证据的各种否定性法律后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与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及其意义,在于协调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冲突,使诉讼制度文明、民主、科学化。比较西方资本主义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大类型典型国家在设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异同,可以发现这一诉讼制度有不断走向国际融合的趋势。因此,我国有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     

自诉证据制度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与基础,是体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并列举了证据的七种具体表现形式,且其证据能力一般不受限制。这就导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程序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诉讼对抗制,给实践操作带来很多问题,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小议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国际通行的一项刑事准则,在保障人权和诉讼公正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公约等国际文件及世界各法律发达国家均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法律禁止非法取证,但对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效力规定尚有欠缺,与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还有差距。从我国立法及实践状况出发,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类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在美国确立并得到发展,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很长时期仅停留在理论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中采纳并确立这一证据规则,使其从理论探讨变为实践,也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探讨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行政诉讼法正处于修改时期,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探讨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类型及其判断标准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