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法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强调在法治社会,我们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应该挖掘其合理因素;分析了“情、理、法”三者的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建议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合理地运用“情、理、法”。     

情、理、法与法、理、情－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特色与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法律极具伦理性,其情、理、法的位阶排列亦很有特色,但对今天法治化进程而言,其缺陷也日益明显.有必要重新架构,将法的位阶提高,变为法、理、情的位阶排列,才能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契合,同时又弘扬了传统.     

加强激励法学研究完善法治国家建设

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法律除组织管理、惩戒外,还有激励功能。重视法律激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国古代法制与外国思想家、外国法制的重大区别。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军事远比外国发达,可能正是这一区别所致。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之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法等激励法的作用,正是其迅速崛起的首要原因。深入探讨激励法律文化等六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激励法学研究,是改善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环。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形态与现代化--以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能忽略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问题.面对现代型的国家制定法的冲击,民族民间法将怎样完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化呢?本文试图从分析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法律形态以及法律文化的特点入手,借用法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分析进路,对少数民族法律的转型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民族民间法向现代型法律的转化过程中不能忽视本民族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传统法律文化在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特征,必然会对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深远影响.首先探讨法律文化的概念,其次具体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最后针对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法律文化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 ,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应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法律移植不是对外国法的全文照抄。我们应该将外国法与本土的习惯法有机整合 ,来实现移植法的本土化 ,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法制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儒家伦理法的内在精神及其重构

从文化类型上看,儒家法应属伦理法。这一文化品性决定了它的内在精神,进而形成以“情—理—法”位阶排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调整规范系统。推进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须正确认识儒家伦理法的历史局限和影响,进行现代法治精神的重构。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合理处置信仰冲突积极培植少数民族法律信仰

实现整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离不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法制现代化.培植少数民族的法律信仰在全面建设法治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会遇到道德、宗教、习惯法等信仰与法律信仰①的冲突,这些冲突对培植少数民族的法律信仰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合理地消解这些信仰冲突,对培植少数民族的法律信仰有积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其他信仰与法律信仰冲突的类型、解决信仰冲突的原则,指出了国家法、习惯法的合理互动有利于信仰冲突解决,以及法律信仰培植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

法人分类比较研究是在不同国家法人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原因、价值取向以及该种分类所蕴涵的法律、历史意义 ,以达到对外来法律文化进行扬弃、吸收的效果。我国民法与大陆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法人分类模式。在我国根据法人其从事的业务活动划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笔者认为 ,应对大陆法系上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划分予以承认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及其解决机制

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一个客观而普遍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在形式上表现为制度形态的法律文化与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不和谐状态,在实质上体现为人治与法治两种价值的紧张状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有其产生的众多原因,从最主要而言,是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两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法律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应当通过制定良法、法律至上、公正司法与法律教育来消解法律文化中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建设和谐的法律文化,从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公众法律意识问题浅析

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法律与现代中国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今 ,公众法律意识的淡薄已成为了推行法治的一大障碍。这种观念上的滞后有其来自传统社会结构、文化、生产方式等深层次的原因 ,与今天的市场经济、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格格不入。我们有必要通过法律认知、法律感受到法律最终被信仰 ,使公众的法律意识从淡薄到投入 ,进而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顺利进行。     

制约城市藏族就业的现实因素与法律回应——以兰州为例

现实中制约少数民族就业的因素主要有汉化程度、受教育程度、刻板印象、性别差异、工作经验等,我国宪法、法律和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都对此有所回应,但效果却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相关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合理、内容缺乏系统性和独立性、法律关注领域存在偏差以及公众法律意识淡薄等。应从调整立法结构、转变立法关注领域、培养宪法文化三方面入手,对此作出更加有效的法律应对。     

试述中国侵权法律发展的文化因素

《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在客观上引起了中国侵权法性质的改变。虽然造成这一结果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最深层的根源应当是中国法律文化内部结构的不稳定状态。在探寻这种不稳定结构产生原因的过程中,发现侵权法内部所发生的变革是立法者要求中国法律文化结构回归稳定状态的文化自觉,而相应的立法措施则是相关制度本土化改革的具体表现。     

试析我国法律程序缺失的成因及对策

在现代社会,程序对法律的存在、运行以及对法律价值的保障和实现等方面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国法律程序缺失的现象却十分严重,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程序缺失的成因涉及我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人们的观念等方面.解决程序缺失的问题除了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程序法律制度以外,还必须加快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改变漠视法律程序价值的传统观念、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论法律认同的基础、表现与识别

法律认同是指在一定的法律认知的基础上,一国法律制度体系基于利我动机而主动与关联主体进行互动交往的活动。法律认同的产生需要完善的法规、良好的司法制度、守法的国民意识以及稳定社会环境作为基础;又通过国民对法律的接受到遵守再到执行最后达到认同得以表现;在广泛认同中区分对国家、民族、文化、社会的认同,置身于特定的社会时期中识别法律认同。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根由、表现及影响:法的理由坍塌界说

立法是一种受利益取向支配的权力行为方式,功利主义以立法行为中确立法律理由的形式反映到法律上来.在利益取向与客观实际的允许程度不相适应时,这种法律理由就会成为被预置在法律中的死亡因子,导致法律理由坍塌,可以从法律、法律部门乃至法律体系上反映出来,这种现象在中外法律史上层出不穷,表现形式纷繁多样.现阶段,正在从授权立法上先行表现出来,从利益分配格局上反映出来,并可能引发相应的社会稳定问题.因此,适当地干预和救济正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法治自我完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