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撤回权制度

在现今社会,网络购物、电视购物、邮寄购物等各种新型消费方式受到越来越多普通消费者的欢迎。这些新型交易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由于消费者相对分散,力量弱小,因此其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信息获取能力还是经济实力方面均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交易方式迅速发展的今天,消费者的这一弱势地位表现得尤为明显,进而导致消费者权益受侵害的情况也日渐增多。而针对此种情形,我国现有法律却无以规制。所以,本文从消费者撤回权角度出发,分析了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的正当性,建议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法律应不断完善消费者撤回权制度,以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更好保护。     

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悔权”的立法分析

反悔权的规定有其法理学基础和现实基础，也有国外的立法可供借鉴。我国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反悔权的适用范围及行使期限等作出规定，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具体规定排除适用的情况。     

论消费者后悔权制度 ——基于与经营者无因退货许诺的比较分析

消费者后悔权与经营者无因退货许诺产生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并经过了各自的发展历程。在我国,消费者后悔权入法之前,经营者已有了无因退货许诺实践。消费者后悔权是一项法定的消费者权利,也是一项不同于合同法上撤销权和解除权的形成权,而经营者无因退货许诺则表现为民法上的允诺行为,对消费者也构成债法上的请求权。通过对两项制度的比较分析,以揭示它们在价值目标、行使机制等方面的异同性,从而探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认消费者后悔权的背景下,两项制度在融合和差异化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之功能属性探析——基于日本经验的启示

如何在促进经营者健康发展的同时兼顾保护消费者权益,已经成为现今社会重点关注的问题.在国际比较法层面,对消费者赋予撤回权被认为是有效的解决手段.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已在总体结构上导入了该制度,但由于理论贮备上的不足,消费者撤回权和传统民法之间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如果在理论体系上对消费者撤回权的理解产生偏差,则制度背后的基础将难以实现兼容.因此,诸如明确当事人的各种行为样态、消费者撤回权诸种适用行为的产生原因、从合同角度厘清当事人之间合意的完成程度、以及发现消费者撤回权被赋予的正当性依据等问题的研究,尤为必要.日本法中的相关条文设置,在解决上述诸多问题方面有独特之处,对中国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理论的研究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中国消费者保护法立法的未来走向

对中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回顾,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构想,应当考虑采用系统化、一体化的立法模式,拟含消费者政策(法)、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安全(法)三部分;中国未来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创新应从立法指导思想及性质定位上探讨;制度创新拟确立消费者反悔权及“强行持续”制,建立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制、强制缔约义务的规定及强化对不公平条款控制的制度。     

试述我国消费者后悔权的构建

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称为冷静期制度,这项制度是指消费者在商品交易合同履行完毕之后的一定期限内享有无条件退货的权利,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具有特殊的保护作用。在国外,冷静期制度在商品交易领域早已被广泛应用,后悔权是消费者的一项重要权利;而在中国,后悔权制度却鲜为人知。在现今消费者主权时代,后悔权有其建立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我国应当借鉴国外冷静期制度,适度修正相关法律制度,构建后悔权制度,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以便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论消费者的后悔权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1994年1月1日实行一直沿用至今,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原先的许多法律规定已难适应社会形势。文章通过介绍后悔权,阐述了我国实行后悔权的必要性及对其容易产生的问题的解决。     

论冷静期制度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构建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设立冷静期制度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充分保障,也是对消费者权利提供"诉前救济"的有效途径,更是社会实质公平的重要体现。构建冷静期制度,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应当考虑适时充实现行立法;在适用范围上,应当将重点放在经营者与消费者缺乏充分沟通且消费者容易受到不当劝诱的领域;在撤回权行使上,应当考虑以书面方式作为主要的撤回方式;在冷静期期间的设置上,应确定科学、合理的标准;在法律效果上,应当使合同恢复到订立之初的状态。同时,应对滥用冷静期制度的情形做出禁止性规定,消费者恶意行使撤回权时不应适用冷静期制度。     

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交易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消费者权利不断地拓宽着法律的认知视野.从对消费者深度人性关怀的角度,探讨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应该保持天然的合同自治性,还是提升为法律强定权;其权利范域是慎囿于个别经营,还是朝向全部消费方式.     

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之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交易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型消费者权利不断地拓宽着法律的认知视野。从对消费者深度人性关怀的角度，探讨消费者商品交易反悔权应该保持天然的合同自治性，还是提升为法律强定权；其权利范域是慎圆于个别经营．还是朝向全部消费方式。     

我国消费者后悔权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首次规定了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后悔权制度，赋予了消费者“无理由退货”的后悔权。但在实施过程中，产生出了许多新的问题，亟需细化法律、制定完善相关制度。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权及其限度

"反悔权"主要渊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反悔权是专属于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享有的一项救济权利。认罪认罚案件中赋予被追诉人反悔权是确保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内在要求,具有其正当性依据。不过,反悔权的行使可能会导致诉讼效率的降低,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顺利推进,妨害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因此,需要对被追诉人反悔权的行使设定合理的限度,避免反悔权被无正当理由地反复运用。在具体措施上,应当从时间和理由两方面对其进行限制。     

谈维护消费者权益

<正> 一、问题的提出 消费者权益,指消费者的权力和利益。权力是一个法学概念,利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消费者的权力包括:(一)在商品和劳务面前的平等权。商店在出售商品时,应该是人人平等,童叟无欺。任何欺生优熟,厚此薄彼,开后门、私分紧俏商品的行为,都是对消费者平等权的侵犯。(二)消费生活和购物的自由权。这和欺骗劝诱、强行搭配是不相容的。(三)对商品质量的检验权。(四)对市场物价和度量衡器的监督权。消费者的利益,主要是得到质价相符     

论消费者权利的两重性

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商品房等耐用品欺诈能否适用双倍赔偿问题上都存有分歧,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消费者权利属性的体认和把握。消费者权利具有两重性:一是民法权利,消费者有权维护自己作为消费者个体的私权益;二是经济法权利,消费者也有权作为消费者群体的代表,维护消费者的公权益。认识消费者权利的两重性,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完善和更好地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面保障消费者权益。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反悔问题分析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追诉人的反悔问题既关乎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实体的公正性,亦影响诉讼程序的开展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尽管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于反悔问题的规定较为粗疏,但不可否认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反悔是被追诉人当然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当然,仅仅承认反悔权的存在并不足以实现对于被追诉人的全面保护,还应通过明确审查起诉阶段、一审审判阶段和一审判决后阶段的程序安排确保被追诉人反悔后能够获得公正的对待。同时,为了防止被追诉人对于反悔权的滥用,应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以合理规范反悔权的行使,基于被追诉人相较办案机关处于弱势地位的考量,在审查起诉阶段和一审审判阶段不宜作过多限制,以实现反悔权行使的高度自由,关注重点应置于一审判决后阶段,可以考虑推行有因上诉制度并辅之以二元化的处理机制。     

权利冲突与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边界

权利冲突的解决方式目前主要有权利位阶论与权利边界论两种学说。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在划定权利的界限时,特别需要作法益衡量。消费者知情权也是有法律边界的,应以能使消费者充分、准确了解商品或服务和与之有关的情况为限。但这个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变化,法官可以根据权利冲突、利益衡量原则来合情合理地把握消费者知情权的边界。     

论消费者权利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本文对消费者权利的性质进行了探讨,同时也分析了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者认为:消费者权利在性质上区别于传统民法上权利而属现代民法上权利;格式合同条款有作进一步解释和规范的必要;服务提供者并非全部适用过错责任,而仅限于其中具有危险性的服务业”;负有监督、检查经营者职责及保护消费者权益义务的国家行政机关,在其履行职责有过错而使经营者致消费者权益损害的,应与经营者共负其责,其中,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该国家行政机关为第二责任人.     

消费者增权还是消费者去权——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重新审视

文章分析了西方有关消费者增权的文献,认为西方学者所持的消费者增权模式主要是一种信息供给型模式。文章力图超越信息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的局限,提出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模式,并从制度供给型消费者增权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城市宏观消费模式转型的性质和路径,提出消费模式的进一步改革,必须朝着有利于消费者增权的方向迈进。而且这种增权应该是人民大众的增权,而不是少数群体的增权,更不是以牺牲人民大众的消费者权力而达到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的增权。     

后悔权的立法审视与实践展望——以新《消法》第25条为中心

后悔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订过程中所争论的的焦点问题之一.修订后的《消法》将后悔权引入其中,并不意味着相关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相反,面对将后悔权定位为消费者权利抑或经营者义务所带来的困惑,如何协调后悔权条款所涉及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如何处理后悔权行使过程中倾斜保护与利益平衡之间的冲突,不仅需要从法理层面进一步廓清,亦需要从实践操作层面进一步细化,方能使后悔权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供述的撤回——以证据排除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文件中明确规定了被追诉人对认罪认罚的反悔和撤回,但是对认罪供述的撤回及其效果未作说明。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存在差异。从证据法学的角度看,对认罪供述的排除就是对其撤回的认可。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认罪供述具有刑事证据的鲜明属性,是一种附条件的自白。被追诉人撤回认罪认罚后,认罪供述应当被排除。被追诉人的撤回使得继续采纳认罪供述进行事实认定的错误风险骤增;并且出于对维护司法契约精神、保障被追诉人基本权利和保护信赖利益等公共价值的追求,排除认罪供述十分必要。为实现认罪供述撤回的有效性,应当构建认罪供述的撤回机制,进一步明确撤回效果,规范撤回程序,制定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