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阈视野下的祭祀与家族——基于华北地区北村春节期间祭祖仪式的个案研究简

中国汉族的村落、宗族与民间信仰的仪式和象征历来为汉学人类学家所关注。文章选取华北地区一个典型的汉族村落——北村,基于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对该村落祖先崇拜的信仰和仪式以及村落的宗族组织进行了考察,探究了祖先崇拜的原因及重要的象征体系——“家堂”,并分析了“院”的形态和作用,认为民间信仰和仪式对家族整合起着重要作用。     

多样与统一:人类学视野中的回族宗教信仰——以宁夏西海固一个回族村为例

基于对宁夏西海固腹地一个普通回族村庄的实地研究发现,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是一套伊斯兰教与民间信仰共生共存的体系。伊斯兰教在当地回族社会处于正统地位,同时被正统所强烈排斥的民间信仰也备受追捧。原则上矛盾的两种信仰被当地人融合于现实的宗教实践中,共同满足人们今后两世的不同需求。回族民间的这种信仰实践现象实际上是宗教的工具属性遭遇人的实践理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宗教神圣性和世俗性的全面呈现。     

云南甲马信仰的道教文化考辨

以云南甲马信仰为例,辨析了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云南甲马的民俗功能、宗教意义和文化内涵。从艺术造型视角来讲,甲马是一种单色的黑白木刻版画,用图像的形式传达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从民俗视角来讲,甲马是民间信仰的载体,人们通过使用甲马来表达对自然不可抗力的精神依托和慰藉,是人们进行的一种民俗活动;从宗教视角来讲,云南甲马的神仙位业和仪式均以道教为主体,是一种准宗教的民间信仰活动。     

青海黄南藏族村落祭神仪式分析

通过研究仪式进而理解宗教是人类学研究宗教的重要路径。地方守护神信仰是藏族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本文作者通过对青海黄南藏族村落守护神祭祀仪式的田野考察,并深入仪式背后,将仪式与村落人们具体的生活关联起来,对仪式展演及其结构、仪式中的人神关系、人神交流方式以及仪式对村民生活所具有的功能与意义进行文化阐释。     

“民间信仰”的重新界说

在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中,应将＂民间信仰＂与＂民间宗教＂区别使用,尽量使用＂民间信仰＂这一学术术语而不要采用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封建迷信＂一词,应主要采用＂民间信仰＂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仪式活动但又不要否认其中可能存在的巫术遗留或巫术倾向。＂民间信仰＂可以重新界定为：与制度型宗教相对应的一种宗教类型,由广大民众（包括城市和农村民众）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祖先、神、鬼及风水、阴阳、命运等神秘力量）的信奉而进行的祭祀、崇拜、占卜、禁咒、灵魂附体等各种形式的仪式活动,这种仪式活动可以发生在家庭、祠堂、登记或未登记的宗教场所内。在＂民间信仰＂这个大概念基础上应提炼出更具分析性和指导性的＂小＂概念。只有经历一个类型学比较研究阶段,才能最终完成认清中国民间信仰的真实图景之宏愿。     

命以载史:民间信仰与个体生命——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叔村出菩萨仪式为例

个体与民间信仰的关系,经典民族志中除了对主宰和掌控仪式的个体(如酋长、巫师、大仙等)着墨较多外,其他参与的民众则鲜有提及。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叔村,通过亲属关系与国家权力关系网络的博弈,村落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当地的信仰体系息息相关,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高淳叔村的一次民间信仰仪式的描述可以展现当下中国江南农村在国家政治权力以及市场经济洗礼的大背景下村民民间信仰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传统与个体生命的关联。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民间信仰圈建构的实证研究——以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苏集镇为个案

民间信仰圈研究是近年对多民族社区内部民族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社区内各民族之间信仰圈的制衡实际上是各民族对社区内统一资源的争夺在文化上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民间信仰圈在明晰民族边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汉族信仰者的心理，促进了社区内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西南地区的宗教、社区与人类学的真实性

在人类学理论中,多元观和相对观是实践的宗旨.文章以人类学有关宗教与仪式的基本理论和作者在川滇边长期的田野经验,讨论了普米信仰体系中佛教与韩规教共存的现象,并且分析了普米社区中不同的宗教观念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对于认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信仰体系的多元性有一定的经验性意义.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功能及调适研究——以武陵民族地区为例

民间信仰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调适尤为重要。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整套民间信仰体系,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及其仪式具有整合社区、教化民众、心理抚慰、文化传承等功能。科学认识这些功能并加以调适,有利于发挥民间信仰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作用。     

信仰与仪式中的文化、权力和秩序——隆务河流域“六月勒如”仪式发微

人类学认为信仰是观念的体系,仪式是文化观念的行为展演,研究信仰必须关注仪式。仪式在展演当地文化的观念时,对文化的阶序、权力和秩序有象征说明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隆务河流域藏族六月祭神仪式的考察,从仪式的文化展演中分析信仰、仪式对当地文化、权利与秩序的展演。     

论过山瑶的挂灯仪式——来自广西河口的人类学调查

挂灯仪式是广西河口地区最具过山瑶特色的仪式活动。挂灯仪式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家庭或家族这类共同体层面上,对于个人而言,挂灯可为民间信仰的入教仪式。可以说,挂灯仪式强化了过山瑶对地方社会和族群共同体的结构认知。     

湘西“瓦乡人”还傩愿的现代展演

傩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仪式活动,在中国南方得到广泛传承,延续至今。当下,湘西还傩愿已成为一种宝贵文化遗产,不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湘西用坪“瓦乡人”还傩愿,是一种以祭仪为主的仪式性活动,也是当地民众求吉避祸的一种生活文化。它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曾发生过断裂,但改革开放后又获得重建,再次展示其特有表演程式和民俗信仰,以及对神圣精神和世俗生活的双重追求,呈现出神圣与世俗相交融的特征。     

祖先崇拜：土家族摆手堂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摆手堂是土家族先民的宗教场所,其祭祀仪式包括：敬祖仪式、降祖仪式、颂祖仪式及茅古斯舞表演等。作为一种建筑符号,摆手堂具有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它的产生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心理基础,以祖先的丰功伟绩为实践基础,并在政治权利对其的利用与祭祀活动过程中巩固与发展的。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乌鲁木齐回族亡人忌日仪式解析

回族亡人忌日仪式是回族宗教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能突出体现回族的地方性传统文化。亡人忌日仪式在回族群体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泉州传统城市社区形态分析及其启示

以泉州旧城区铺境空间为研究对象,关注出现在铺境单元中的民间信仰及其相关的仪式空间,分析铺境空间的形成过程及其社区特性,解读人们在铺境空间中的生活场景和精神防卫需求。铺境社区的形成过程,是民间日常生活对官方空间划分体系的超越和转移,是居民对日常生活空间营造的身体力行。根据传统社区的空间形态,探讨历史变迁中城市社区的社会空间与形态空间的互动与变迁,试图从泉州的铺境空间考察与研究中,探求对当代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有益启示。     

交融与传承：紧密型民间宗教信仰体系的建构——对三家台蒙古族村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考察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蒙古族村民间宗教文化的类型及特点,可以发现在该村部氏族人生活中各种信仰构成了一个围绕社区生活的完整体系,民间宗教文化已经深入到村民生活的脉落中,每个个体的成长都会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人一生的经历就交织在现实生活与对神灵的祭祀之中,生活与宗教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因而,这一信仰体系可称...     

“春秋谕祭”与民间“醮仪”——明清佛山北帝祭祀仪式探析

"春秋谕祭"是明代朝廷给予因显灵而"御大灾、捍大患"佛山北帝神的褒奖,是祭祀北帝的国家祀典。自明代景泰年间到清代,每年分春秋两次举行,仪式隆重,规模壮观,是佛山上层士绅的特权,而民间酬神谢恩的"醮仪"给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参与祭祀的平台和机会,让他们与神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给了他们心灵上的慰藉。官祀与私祀,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有利于增强佛山民众的归属感和佛山地方社会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