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方自治研究

台湾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是由当时的诸种因素促成的,这种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产生了种种弊端,如地方制度法理紊乱、省级自治徒有虚名、县级自治束缚重重等,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肯定,台湾地方自治制度的实施是国民党向民主化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其积极的效用。目前,对于台湾地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在台湾现行法理范围内,无论国民党还是其他党派,都无应对良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案。     

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在“新县制”中的背离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实行直接民权、以及实施地方自治的具体方法等,地方自治不仅为一政治组织也为一经济组织。1939年国民党推行新县制,号称继承总理遗教,改革基层组织,设立民意机构,逐步建立独立的地方财政,并调整新的党政关系。但是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和新县制实施的指导思想、自治向度和强调重点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和背离,这与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还不够成熟以及国民党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     

抗战时期国民党新县制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党新县制述评周绍英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强化专制统治，从１９３９年９月开始在全国农村普遍施行新县制，并规定以“三年为期”，各县一律完成。国民党把新县制的实行，作为完成地方自治与推行宪政建设的基础。蒋介石令“内政部最重要的工作在督导考核...     

昙花一现的联邦制理想——解读沈钧儒的《联省民治谈》和《楼居七日记》

清末新政开始的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后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民主派的联邦制共和国理想与地方实力派的封建割据私心互相交织在一起,兴起为联省自治运动。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是如何消解的?该文通过剖析褚辅成、沈钧儒于1927年4月在国民党蒋介石“清党”中遭囚禁的前因后果,揭示了当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与蒋介石要建立一党专制独裁体制之间的冲突。褚辅成、沈钧儒追求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使他们从这时就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分道扬镳,并开始与中共合作,以此为线索,揭示了人民政协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王占元督鄂与驱王运动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北各界人民提出“鄂人治鄂”的响亮口号,发起了规模巨大的驱逐北洋军阀王占元的运动,在遍及全国的“自治”运动中,最为有声有色。这场运动的参加者有工人、农民、绅商,其组织者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因此,不能将这场运动看作是军阀为保全地方实力的混战,也不能视为是仿效西方“联邦自治”的“西化”运动。而是湖北各阶级联盟与军阀势力的一次抗争,结果赶走了王占元,打击了吴佩孚。驱王运动是中国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第一次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论彭禹廷镇平自治

<正>彭禹廷,名锡田,河南镇平县人,曾任西北军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总执法处处长等职。1927——1933年,他在家乡镇平县领导开展了地方自治运动,成绩显著,在全国颇有影响。彭禹廷在领导镇平自治期间,由于同国民党地方政府多有抵触,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派人买通了彭禹廷的卫士,于1933年3月25日将其暗害。本文拟就彭禹廷镇平自治的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台湾的闽南籍民与地方自治

台湾光复以后实行的地方自治是以闽南籍为主的台湾民众长期努力的结果。明郑时期,闽南籍民众随明郑政权收复、开发台湾,形成自治的地方政府。台湾归清以后,闽南籍民众在朱一贵、林爽文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试图建立汉族在台湾的自治政权。日据时期,闽南籍台湾精英带领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这些都对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权实行台湾地方自治产生重要影响。     

地方自治中的统一诉求——北洋时期四川“省自治运动”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国家陷入分裂。由于中央推进“武力统一”受挫,以“省自治”实现地方统一,进而联络数省实现区域政治一体化,成为“武力统一”的替代方案。处于南北交锋地带的四川,在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过程中呈现分裂战乱局面。为结束地方分裂,四川在驱逐“客军”后脱离南北阵营,收束地方军队,制订省宪,初步实现省自治与局部统一,并与湖南等省联合推动旨在抵制北洋政府“武力统一”、自身却同样包含“统一”取向的“联省自治”运动。然而,由于支撑自治的地方军人缺乏统一实力,以“省自治”整合地方进而建构统一国家的尝试难以实施。随着省自治失败,北洋时期的政治整合最终重回“武力统一”轨道。     

20世纪4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地方自治的施行

本文探讨了 2 0世纪 4 0年代四川省新县制下的基层社会控制及民主的实际状况 ,指出四川省在当时所推行的基层地方自治仍未摆脱受行政控制的从属地位 ,行政工作先于、多于自治工作 ,“民意机构”非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并且多反映地方有力者的意志 ,它在解决民众最感痛苦的诸如“摊筹派募”、“征丁”以及“吏治腐败”等问题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国民政府在基层所实行的“以官治求自治”的所谓地方自治政策 ,非但未能发展地方事业 ,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其统治基础     

加强政府效能建设必须切实提高政府执行力

政府效能,泛指政府这一主体选定正确的目标及其实现的程度.政府效能建设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对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加强政府能效建设是我国地方政府在新的竞争环境中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的基础,是推进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当前我国政府效能低下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执行力不足.因此,必须加快政府改革,以提高执行力为突破口,全面加强政府效能建设.     

宪政视角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县银行制度史论——以规则变迁为中心

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体制配合行政组织结构逐步开始了三级建制,即国家银行（含中央银行与特许银行）、省银行、市县银行。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随着国家统制金融体制的推进,地方银行越来越明显地受控于国家。其中,自孙中山始的地方自治思想及其后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构成了县银行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县银行的发展及1940年县银行法的公布皆受制于此。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府自利性的原因与对策

政府不仅具有阶级性和公共性的特征，而且具有自利性的特征。政府的自利性是客观存在的，任何避之不谈的行为不仅不能掩盖自利性中的负面问题，反而使问题得不到解决。本文本着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分析了转型期我国政府自利性的原因，并提出了制约政府不合理自利性的对策。     

简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但没有得到执行;为增强战时国家财政统筹力量,1942年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规定了县和乡镇自治财政的各项内容;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地方财政逐步剥离出来,但由于强化统治,使得地方财政的整理变得摊派横行。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土地陈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等各项商业税收锐减，田赋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之中尤显重要。1941年4月初，国民政府接管各省田赋及土地陈报，并推行田赋征收实物，以解决战时财政问题和粮食问题。土地陈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试析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兼论土地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土地政策,理论依据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土地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不甚理想,可以说是失败了。其根本原因是土地改革不仅仅牵涉到国民党内高级领导人的利益,还牵涉到从中央到基层很多人特别是把持乡村政权的地主豪绅的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强烈抵制。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以关于东北问题的提案为中心

在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们在前期主要围绕如何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在后期主要围绕如何收复东北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提案。这些提案内容丰富,强烈地表达了“打回老家去”的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政策,这表明国民参政会对东北问题给予了很多关注,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不过从总体来看,国民政府对提案的态度还不够积极,国民参政会在推动东北抗战方面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行动科学视域下社区治理的行动逻辑及生成路径研究

政府嵌入、社会协同和居民自主治理作为我国社区治理行动的内在变量,三者的关系决定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从理念转向行动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借鉴行动科学理论,我们认为中国社区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政府行动阶段、国家引导的社会行动阶段和国家与社会扶持的居民行动阶段。现代社区治理是政府主导、社会协作、居民组织化行动的过程。随着居民自治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居民行动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目标和方向。居民行动能够很好地迎合现代社区治理的要求,悄然改变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自治弱”的困局,而理清居民行动逻辑和通过技术赋权激发居民行动就显得至关重要。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了多起职业教育的议案;戊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再次确认;政府和各省都在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