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类型及其形成机制

农民环境抗争的结果不尽相同。依照是否终止污染和是否得到补偿这两项关键行动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抗争行动是否结束,将农民环境抗争结果归纳为完全成功型、有限成功型、完全失败型和有限失败型等4种具体类型。对应4种类型,选取了4项农民环境抗争案例并比较不同抗争结果的形成机制,认为在当前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实践存在分化的情况下,行动目标是否稳定可行、组织分工是否协调合理、关键资源是否充分可用可较恰当地解释农民环境抗争结果的差异性。此外,在"法治"与"善治"的理念约束下,政府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农民动员争取的客体,因此更需正视并甄别利益受损农民的合理诉求,避免陷入道义与法理的双重困境。     

建设民主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

民主政府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而社会的和谐又需要一个民主的政府.民主政府与社会的和谐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当前,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作为实现该目标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建设民主政府,广泛调动人民大众的力量,充分尊重人民的创造性和各方利益,妥善协调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这样才能保障社会和谐局面的实现.反过来,和谐社会的构建又促进政府的民主建设,相得益彰.     

底层视角下的农民环境维权

对闽西G村农民环境抗争过程的实地研究表明,农民在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博弈中,处于社会底层。从底层的角度出发,对转型期环境抗争主体的行动策略及逻辑进行分析,展现环境维权的形成过程,发现底层表达通常采取非制度化渠道,以日常化的行动维权为主。由于底层缺乏制度化的维权渠道,往往处于不利位置,难以实现预期的抗争结果,底层利益述求得不到合理解决。     

社会组织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机制研究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公民通过一定途径来行使自身权利、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事务治理的行动过程.社会组织通过自主行动来表达公民的利益诉求,为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分担政府转移的职能提供了机遇,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政府对社会组织活动的规制、社会组织本身的类型与性质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对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作用效果.政府需要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与规范,以有效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西方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从现代西方国家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代表性理论流派以及美国、德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实践层面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当下转型中的我国在此领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结构功能主义、反馈环、行为主义、政治系统理论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搭建了必要的理论基石,而集体谈判、相关法律制度、社会组织以及国家与政府等平台设置为解决社会矛盾,实现利益有效表达,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关键性作用。     

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剧目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各种以牺牲尊严甚至生命为表现形式的悲情抗争。悲情抗争的空间来自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民本倾向同公平正义、公民权利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党群关系伦理与党群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悲情抗争的机遇来自于现阶段中国压力型维稳体制责任链条的内部缝隙以及中国权力结构存在的上下差异。由于悲情抗争能够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道义压力和政治压力,因此,抗争者同地方政府在施压与反施压的互动中推动了抗争剧目的不断创新。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集体的心灵之痛。要有效防止悲情抗争的不断演化,关键并不在于政府应对技巧的提高,而是在于制度适应性的不断增强,在于弱势群体的尊严、生命与利益受到尊重。     

差序礼义：农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及乡土意义解读——沙岗村个案研究

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更偏重于环境抗争行动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以及环境抗争的策略、组织等外显特征,对环境抗争行动者遭遇污染后如何在其规范体系中做出反应、形成行动策略的内在结构涉及较少。基于沙岗村案例中村民环境抗争行动的结构分析,发现村民们行动在以“差序礼义”为特征的规范体系内：无论是与污染企业主的对抗,还是通过上访与政府发生互动,村民们做出行动决定时,首先都以其自身与企业主、政府的差序性关系定位为基础,行动策略的决定依据于其规范体系中特定关系所对应的礼义规范。村民环境抗争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乡土意义。脱离村民经验世界中的规范体系理解村民抗争行动的意义,会造成对村民行动的误解、偏见,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法价值再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行业停摆,供求关系失衡,致使市场失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干预措施,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护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体现了经济法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的价值目标。但是有的政策措施却事与愿违,与经济法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为此,建构利益表达整合机制和有限政府主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出促进利益表达、规范政府行为、转变社会治理模式三方面的实践路径,为国家干预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提供参考。     

“维稳压力”与“去污名化”——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基层政府往往与企业形成利益共谋关系,压制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能够深刻解释内陆地区的这种现象,但难以解释海洋溢油事件中的基层政府行为.在蓬莱19-3溢油事件中,康菲石油公司对基层政府的GDP增长、税收、就业和政绩等都没有贡献,但是基层政府依然走向了渔民环境抗争的对立面.研究发现,“维稳压力”和“去污名化”是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双重机制.其中,维稳压力机制的运转由基层政府“对上负责”体制推动,去污名化机制的运转由市县范围内旅游和海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驱动.要扭转基层政府走向渔民环境抗争对立面的格局,其根本在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创新.     

和谐社会视角下善治政府建设路径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突发群体性事件增多等问题考量着各级政府是否善治.建设善治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是增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建设善治政府,必须以治域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必须以科学决策为主要方法,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建立科学决策的制度;必须以民生幸福为价值目标,实现从GDP崇拜到GNH关怀的转变,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必须以社会稳定为重要标志,完善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妥善协调利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