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新媒体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与对策

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性问题、社会问题和自身问题出发,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划分为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三个维度,重点探讨了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以及信息的海量化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媒体能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入,进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从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心理融入。最后提出了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搭建新媒体平台的相关策略：政府重视新媒体作用,企业强化新媒体建设,自身主动学习新媒体技术,以促使其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     

危机管理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激发了社会脆性,扩散了社会怨恨情绪,也损伤了政府公信力,侵蚀着社会法治力量。而对此类事件的处置暴露出部分地方政府危机管理意识不强、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民意沟通渠道不畅通、对社会舆情动态掌握不足等弊端。因而为杜绝此类事件发生,国家必须强化危机管理意识,转变社会治理理念,通过扩大农民工权利,改变他们的城市融入非适应状况,来消除这一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危机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和影响因素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

运用问卷调查、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态度、动机和行为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对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的诸多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体育消费的主要动机是为了强身健体和消遣娱乐,影响皖江城市带新生代农民工体育消费心理预期的主要因素为社会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群体因素和大众传媒因素等。     

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价值观变迁研究述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社会转型的加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近年来兴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与价值观研究进行了评述,分析廓清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和显著特征,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与社会适应、价值观变迁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在肯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以往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存在的局限。     

人文关怀视阈下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疏导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务工农民的主流,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职业发展诉求、社交关怀诉求、社会支持诉求、信任关怀诉求以及尊严关怀诉求等。人文关怀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诉求、开展心理疏导的指导理念。人文关怀的思想主旨从低到高呈现为人性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三个层次。契合人文关怀思想内涵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途径是：发挥社会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诊断和心理疏导中的主力作用;形成平等、尊重的心理疏导态度,善用积极心理学理念的心理疏导技术;指导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心理疏导的自助技巧,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完善和落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制度,创设良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环境。     

代际差异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研究

中国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出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利用对大连市1011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比较了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研究发现,两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整体偏低,他们的社会融入过程呈现出一定的代际差异。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经济融入为重点,而由于自身定位问题,经济融入未必能带动其他层面的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和心理层面的融入程度要好于第一代农民工,然而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身份认同模糊、未来发展不明的边缘化倾向。针对这些研究发现,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相关建议。     

基于SWOT分析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研究

采用SWOT分析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从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四个方面分析其心理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社会大众和政府职能部门三个层面的解决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失范原因及形成机制:基于制度分析的发现

采用文献检索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制度分析为视角对转型社会中新生代农民工失范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进一步揭示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分析可以较好地解释新生代农民工失范,原因可归纳为正式制度失范和非正式制度失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失范和相互影响,引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城市适应困难,最终导致其心理和行为失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X区为例

基于人口迁移的选择性理论,采用抽样调查及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从个体特征、经济、心理和社会因素的角度,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不是很明显;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年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生活满意度、与城市居民的交往和组织支持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倾向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