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新论——以当前中国民事诉讼程序为视角

司法改革三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社会情势瞬息万变,法律要充分地发挥其调整社会关系的功能,必须对之做出回应。因此,司法改革仍然是任重道远。程序正义就是当前司法改革过程中倍受大家关注的对象。因此,在当前条件下,有必要对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程序正义的功能以及如何实现程序正义等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的厘清关系。     

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缺失与构建——从法理学角度分析

司法改革30年来，虽有丰硕的成果，各种法律制度都在不断完善和成熟中，但相比较，实体法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程序法发展速度，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比比皆是。但程序正义恰是实体正义的基础，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中重要环节，也是实现法治的必要条件。因而中国在发展法治的进程中，在权利本位的社会中，必须确立程序正义思想，并以此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将程序正义参透到司法程序申每一环节申．     

略论程序正义及其本土化

正义是全部司法活动所追求的首要价值。正义可以笼统地被区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界更侧重强调令行禁止、定纷止争的实体合法性(实体正义)方面,对程序合法性(程序正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程序正义由于与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相左,亦不相容于当下的司法实践。探讨程序正义的价值及本土化问题,对当今的中国司法改革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正义阐释的司法范式——兼论法官如何正义思维

从当代有代表性的正义法理中提炼出适用于法官思维与司法过程的内容,组成一种指导法官司法裁判的正义思维系统,是当今司法哲学的一项重要理论创新.从正义的前设到正义的范围、区域与相对性,直至正义的原则与具体权利、利益、底线、程序标准,最后回归正义的神圣与宪政的标准,法官在正义的思维中实现正义的裁断.     

从"佘祥林冤案"看程序正义与我国司法改革

程序正义是一项要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实现的价值,没有程序正义,也就很难实现实质正义.也正是由于对程序正义的漠视,最终导致了本该可以避免的佘祥林冤案,从该案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刑讯逼供、法院先定后审的审判程序、有罪推定、疑罪从轻以及没有正确对待民愤是违反程序正义的具体表现.只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和做法,在司法实践中遵守程序正义,才能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真正实现法治社会.     

论司法正义及其在我国的实现途径

司法正义是现代法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司法正义的实现受到现代法治国家普遍的高度重视.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司法正义及其实现问题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首先探讨了司法正义的含义及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然后对法治社会实现司法正义一般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作了分析,最后根据司法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结合我国的现状,重点探讨了在我国实现司法正义的具体途径.     

试论程序正义——由莫兆军案想到的

司法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在实践中我们根据程序来判断正义。本文由莫兆军案入手阐述了程序正义的概念,分别论述了程序正义的五个标准,并就程序正义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与完善展开了讨论。     

论司法正义之现实意义

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最后的和最根本的保障线.司法正义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正义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司法正义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内容;司法正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呼唤.     

从程序正义看"招标破案"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了"招标破案"制度,其初衷是追求侦破工作效益最大化。但这项制度在产生之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论证和逻辑思考,某些方面违反了侦查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也降低了侦查程序正义在现实中的实现程度。     

刑事错案治理中司法正义的理性回归

冤错案件阻挠了刑事审判对正义目标的实现，是司法运行中偏离正义产生的消极后果。文章通过解读司法正义的偏离与回归，揭示出囿于诉讼认识和证据裁判的局限性，实体正义的落空在任何诉讼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而实现程序正义的障碍则可通过制度完善的方式予以消解。在现代刑事诉讼两种典型构造中，美国刑事诉讼制度因正当程序高度发达而被看作是对抗式诉讼制度之经典范式，但依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探求美国刑事诉讼为治理错案作出的制度努力，能为我国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提供启示。对于已然发生的错案，应依靠制度化的治理模式，通过构建完备的错案发现与纠正机制，成规模、有组织、呈体系地救济被错判者；同时，还要坚持“动态平衡”的刑事诉讼观，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均衡的理念下完善刑事诉讼制度，防范未然出现的冤假错案。     

司法公正和律师自由若干问题探讨

司法公正是诉讼程序设计公正和程序规则选择运用的公正。律师自由是指律师实现律师价值的独立性状态。司法公正与律师自由两者的关系从表层看似乎是紧张亦或是冲突的,深究其实质,两者的终极价值却是契合的、趋同的,律师自由是制约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因素。     

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的发展、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论会计准则的伦理基础

伦理与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伦理是最基本的会计原理,是会计准则存在的依据和评价的标准。会计准则应当以公正为伦理基础,准则的公正性表现为分配正义。然而,由于属于结果公正范畴的分配正义往往难以客观的评价和衡量,准则的公正性只能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从准则制定的价值观、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责任认定和赔偿(矫正正义)、准则制定程序等三个方面对我国会计准则公正性进行初步评价。     

简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之构建

简易程序是和普通程序并列而存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其特点是简便易行,它是实现诉讼活动公正、效益的有效方式。在我国三大诉讼中,惟独行政诉讼缺失简易程序。文章在分析设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若干构建之设想,以期促进公正与效益的充分实现。     

时代变革与制度重构:民事司法信息化的中国式图景

信息革命的辐射力逐步蔓延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也预示着民事司法体系中的一场革命性变化。信息技术对民事司法体系的技术关怀,迎合了司法的效率化、技术化、精细化等倾向,形塑与培植着现代型民事司法制度。我国民事司法的信息化变革,蕴含了司法便民、司法效率、司法协商、司法公正等价值。面对信息化对现行民事司法体系的冲击,应当在坚持改革的合法性、程序适用的自愿性、灵活性与程序性相结合、兼顾公正与效率等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信息化民事司法模式的启动方式、适用案件范围、审前程序规则、特殊审理规则、庭后工作规则等方面逐步实现信息化民事司法模式运作的制度化与法制化。     

普通法系程序观念探源

英美法系有着源远流长的正当程序观念。一方面,实体结果公正必须经由公正程序获得,程序的公正决定了实体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并不是追求绝对的真理或正确,承认经由公正程序产生的实体结果并不一定总是正确,宁可牺牲个案的正义以维护整体的制度性正义。英美程序观念在哲学思想上受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影响,相信科学方法的力量,强调程序的工具理性,排斥唯理主义的绝对真理观。我国并无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传统,司法领域坚持客观真理观,主张不拘泥于固定方法,通过更加灵活的方式追求司法实质正义。     

司法公正及其实现途径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内容。实体公正具有认识上的抽象性、模糊性和评判标准上的多元性的特点;程序公正具有可感知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司法活动的生命,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提高法官素质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完善监督机制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     

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的正义进阶

生态司法修复基地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环境的中国方案。《长江保护法》实施以来,长江司法保护是回应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宏观目标的有效路径。近年来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大量设立,以生态空间为中心实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衔接并作为生态修复责任的实现场域。作为司法能动的体现机制,其反映了长江司法保护从“纠纷解决”的形式正义向着“以生态修复为中心”并最大化实现公共利益的实质正义进阶。长江生态司法修复基地实质正义进阶实现包含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目前虽然满足了初步要素构造,但在程序与实体的深层价值实现都存在提升空间。未来长江司法修复基地应当细化程序构造并衡平实体利益,秉持程序正义的稳定性与实体正义的开放性结合特质,实现立体化的长江生态保护。     

劳动教养司法化的路径探析——以台湾地区、澳门特区的保安处分为借鉴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司法行政制度,在其走过的半个世纪风雨历程里,以“教育人、感化人、挽救人”为宗旨,不仅打击、教育、挽救了大批失足者,也在控制、预防犯罪及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对人权、程序正义和公正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劳动教养制度暴露出种种缺陷和弊端,特别是在适用程序过程中公安机关集调查、审批、复议于一身,权力无限膨胀,这严重背离了控审分离的法治理念。可以借鉴域外及中国台湾地区、澳门特区的保安处分制度,改革中国大陆劳动教养审批程序。通过制度性设计,把劳动教养活动的关键阶段纳入司法权的控制中,把劳动教养活动全面纳入法律程序。将劳动教养权力重新分配,由公安机关和法院分别行使,实现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从而实现劳动教养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目标,以最终保障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