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词典》引《周易大传》语词指瑕

《周易大传》中的复音词具有相同于经文所处时代文化的精神特质和异彩,本文对《汉语大词典》引《周易大传》语词之释义可商者、书证滞后者中的一部分进行考释,希望能对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语料和参考。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儿女英雄传》中的动结式研究

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采用的是19世纪中叶的北京话,在近代汉语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文章运用现代语言学中的分布分析法和语义指向分析法考察分析了<儿女英雄传>中的动结式.     

上古汉语变声构词研究述评

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传注里记录的＂破读＂很多属于构词现象。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到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前贤时彦对上古汉语发生过的变声构词现象或自发或自觉地进行了艰苦的摸索,并且取得了很多成绩。目前,系统理清上古汉语变声构词研究的状况,对确认研究方向,加快研究步伐,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醒世姻缘传》与汉语词汇史研究

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中的词语用例可以订正补充现有汉语词汇史研究中的词语失收、溯源过晚等不足。     

石刻资料与西南民族史地研究——《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解读

西南民族地区因其特殊的历史及政治原因而致传世文献较少,因此石刻资料在西南民族史地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时爨氏是南中主要政治势力之一,但正史的记载多有短缺.通过解读新近发现的<唐南宁州都督爨守忠墓志>,补正了爨氏世系、唐代爨氏事迹,基本解决了南宁州都督府所领州数及罢废时间等史地问题,可以补充两<唐书·南蛮传>的不足.     

《三遂平妖传》中“将”的用法浅析

《三遂平妖传》成书于明代,一直是研究近代汉语的重要语料。书中的“将”无论在用法还是功能上都比较丰富,文章便以其为研究对象。《三遂平妖传》中的“将”根据语法功能的不同可分为五种,作名词、动词、副词、介词和助词,文章在对语料进行穷尽性调查的基础上,对其用法作全面的分析。     

唐时驴车宋朝船

唐时驴车的车轱辘辙印，宋朝船的一道水痕，总是在捧读书本的夜晚出现。唐时的驴车，由东出关，一路向西；宋朝的大船、货船，在汴梁的河里忙碌。唐时驴车，宋朝船，舟楫往来。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及其文化意义——兼论清末西人所编汉语教科书的价值

《践约传》以《西厢记》崔张爱情故事为基本框架,用清末北京通行的官话加以改编,成为清末西方人学习汉语口语的上佳教材。《践约传》的编写者通过经心结撰,掺入大量日常口语,以新颖的形式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兴趣。《践约传》不但在传递语言功能的同时成功地将《西厢记》故事带入汉语学习者的视野,自身也获得了独立的文本价值。它同清末西人汉语教科书中被编选的其它小说戏曲作品一样,在汉语教学史、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史中都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汉语新闻标题英译之简约美初探

文章运用翻译美学和现代语言学的基本原理探讨汉语新闻标题简约美的英译再现问题。文章对比分析了中英新闻标题简约美在视觉和语词上的表现,并以山东卫视英语新闻节目“山东周报”的新闻标题英译为例,说明汉语新闻标题英译应注意简洁、准确和抢眼,在方法上应做到简洁传美,准确传关,修辞传关。     

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中的重大作用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贡献巨大，鉴真被奉为日本文化大恩人。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在鉴真东渡弘法过程中，做出了极大牺牲，是辅佐鉴真东渡和弘关的功臣，为中日两国人民所敬仰。     

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多次东渡,被誉为在日宣扬戒律的第二人。其为申州义阳人,于申州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扬州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佛教氛围浓厚,寺院较为兴盛,更重要的是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声震江淮一带,这些因素促使法进赴扬州师从鉴真受戒。     

从俳句看松尾芭蕉的鉴真观

松尾芭蕉,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俳句诗人,由于受为推动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和民族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鉴真大师精神的鼓舞及天平时期日本朝野对鉴真大师的崇敬等方面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其热爱友好和自然的鉴真观,这对后世日本能够和中国友好相处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在赏析松尾芭蕉描写鉴真大师的俳句的基础上,对他的鉴真观以及这一观点形成的思想根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指出中日两国人民只有世世代代友好相处,才能共同发展.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宋明以降,建本图书广泛传播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西欧各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我国宋以来古籍图书的重要生产基地,以建阳为代表的福建刻书业,可称为“海上书籍之路”的重要源头之一。     

忧郁而华美的歌唱——简媜散文简论

简媜是台湾著名散文家,其"计划性写作"主要分为三个主题:个人断代史、女性命运、家族赴台数百年垦拓史。简媜散文带有某种悲观色彩,但作者顽强的抗争精神、鲜明的文体探索意识和典雅华丽的语言风格,使其作品成为台湾女性散文和整个女性汉语散文中的佼佼者。     

元稹与管儿

<琵琶歌>和<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的准确解读是揭开元稹与管儿真实关系的关键.<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中的"李著作"与"李十(一)"为同一人即李建."花下音声是管儿"之"音声",只应解作"音声人", 而不应如吴伟斌那样释作 "莺声",也不应象程国赋那样释为"琵琶声".管儿是李建的"音声人"(供娱乐使唤的侍妾).<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是元稹借管儿在春花明月之夜对李建的思念来表达自己对朋友李建的想念之情.<琵琶歌>是元稹借写"管儿"怀才不遇的命运来抒发自己因屡遭贬谪而产生的抑郁愤懑情怀.元稹与管儿相识应在元稹任校书郎(803-805)后的第二年即贞元二十年(804 )的春天,而不是如吴伟斌所说的在贞元十一、二年(795-796).元稹与管儿之间不存在恋爱关系.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关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三国时期辟谷者郤俭考析

以文献为主要依据,考析与郤俭相关的＂被曹操召集并传播其道术＂、＂曹植对郤俭做调研＂、＂堕入空冢学会辟谷＂＂、跟随王真学会胎息＂等几件大事。     

《会真记》与《左传》——兼论元稹传奇创作的动机

《会真记》与《左传》的相关章节不但情节相似,而且文辞也相同;元稹早年明经及第,从他准备考试的科目来看,内中很大可能就有《左传》。综上理由,元稹的《会真记》与其自身经历无关,而是其学习经学以备科考时,依据《左传》所作的读书心得,故文中的观点以及思路均依《左传》展开。元稹之所以特别选择《左传》,又缘于该书在唐代中期的特殊影响。《左传》关乎唐代中期的新《春秋》学、古文运动,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运动,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发生。因之,元稹创作此文又有着自觉的政治创作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