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福州、广州八旗驻防的哗变事件

发生在康熙、雍正时期福州、广州的两次八旗驻防汉军哗变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八旗内部民族关系不和谐的状况,以及地方官员对驻防官员的监督.事变的起因,主要是由于驻防的汉军八旗兵丁生计所面临的困难和所受到的歧视.     

福州驻防八旗生活保障初探

福州驻防八旗为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和王朝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清朝统治者也对福州驻防八旗在俸饷、住房、恩赏和抚恤等方面进行了保障,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清代驻防八旗与汉族通婚情况蠡测

传统观念中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之间不通婚的概念是不准确的.从全国范围来说,清初曾推行了提倡满汉通婚的政策,但未能大范围实施,随即转向了禁止满汉通婚的政策,即便如此,八旗内部满、蒙民族与汉军之间的通婚也从未被明令禁止.在八旗驻防地区,所谓禁止满汉通婚主要指旗女不外嫁,而旗内满、蒙和汉军娶当地汉女为妻、妾的情况是确实存在过的.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同时也对当地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满洲八旗驻防新疆体系之变迁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了新疆。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清政府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索伦、锡伯及绿营官兵驻防新疆。清廷尤以满洲八旗官兵驻防为主导,从而形成了满洲八旗在新疆的驻防体系。此驻防体系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变化。建省前。以军府制下的满洲八旗、绿营驻防为主,到建省后,军制改革,以勇营制为主体,满洲八旗体系缩减,再到辛亥革命时,满洲八旗衰落,化兵为民。新疆满洲八旗驻防体系的变迁,也折射出新疆政局和社会生活的深刻的变化。     

八旗汉军研究的几点认识——兼评《汉军旗人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一书

孙守朋博士的《汉军旗人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一书,从八旗研究来讲,选题恰当,见解独到,特殊论断,资料翔实,是一部难得的开拓作品。此书对于整体的八旗汉军来说,是阶段性的成果,如欲较全面地完成一部有分量的八旗汉军研究著作,尚需从内容扩充、理论深度等方面继续努力。     

论清代荆州八旗驻防

清政府在荆州实行八旗驻防，由满族八旗和蒙古八旗组成，实际兵额始终维持在四千名左右，由一名将军统管。荆州八旗驻防实行旗民分治政策，旗人在荆州城内满城居住。驻防旗人与荆州民众产生过一些矛盾，但主流还是和睦相处。荆州驻防的设立对加强本地控制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广州驻防八旗生计问题探析

摘要：满清定都北京以后,八旗军民合一的体制被打破,清政府为维护政权的稳固,分派八旗军在全国多处驻防。广州八旗在 驻防初期,有钱粮制度作保障,且旗民人口较少,因此,旗民生活较为宽裕,但随着清政府财政的枯竭,广州八旗旗民人口的增 长,广州驻防八旗旗民面临着严峻的生计问题,虽然广州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来解决旗民的生计问题,但这些措施对于多数生 计维艰的八旗旗民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最终广州八旗旗民突破了八旗驻防制度的种种束缚,开始自谋生路     

明清时期呼和浩特汉族移民初探

阿拉坦汗时期,由于明朝政治腐败以及阿拉坦汗重视发展农业,招纳边内汉人,汉族第一次大规模地迁入今呼和浩特地区。清康熙、乾隆年间再次出现汉族大举入迁的情况。其途径有三种:清政府招徕汉民耕占土地;无地少地汉族贫民涌入今呼和浩特地区寻找生路;清原驻防八旗汉军转为民人。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荆州驻防八旗

清朝八旗驻防军队制度是八旗军队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发展的产物。荆州战略位置的极端重要性,使其成为湖北唯一的八旗驻防点。1911年爆发的武昌首义,将荆州驻防八旗的历史命运推向了风口浪尖的严峻关头。荆州驻防八旗凭借一定的实力与鄂湘民军在战与和的反复较量中负隅顽抗一月有余。最终,由于大势所趋,它淹没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它的覆灭,改变了荆沙旗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从长远看有利于荆沙满族的自身发展和湖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八旗驻防族群土著化的标志

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土著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既有驻防旗人与当地人民关系发展的因素,也有驻防制度的变迁。从制度方面来说,归旗制度的废止与死者的就地安葬、在所驻地方参加科举考试、户口与京旗脱钩及诉讼就地处理,是驻防八旗土著化的基本标志。     

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

在八旗组织中,汉军与满洲在政治权利、经济待遇、社会生活与舆论宣传等领域的差异是非常突出的。乾隆时期令汉军出旗为民是旗内满、汉差异发展之极致,也是“首崇满洲”这一根本政策支配与驱动的必然结果。     

清朝蒙古族边疆大臣的任职及汉文著述概况

清代是由满族建立的王朝,在以满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中,蒙古八旗是重要的依靠力量。蒙古族边疆大臣大多出身于蒙古八旗,比较集中地派出到西藏、新疆和外蒙古。选派蒙古族边疆大臣的出于朝廷对蒙古族的信赖因素,也有蒙古族在历史上影响、蒙古族与藏族和外蒙古的文化认同因素。蒙古族边疆大臣自幼接受蒙、满、汉多种语言文字教育,其汉文创作数量和水平都非常可观。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建立郡县的同时实行屯垦戍边的政策,大量汉族人口迁移到云南,作为边郡的主要社会基础,为维护汉王朝的统一做出了贡献。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发生"异化",出现了"以夷变夏"的"夷化"趋势。天宝战争以后,唐朝兵败退出云南,出现了长达500年的南诏、大理的自治独立局面。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并在云南推行民屯与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增加了国家赋税,更重要的是维护祖国的统一,保卫边疆的稳定。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汉族军户进入云南,使"夷多汉少"的居民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原住的夷人与土著的汉人合为"云南人"。清代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及汛塘制度,越来越多的汉族移民不断进入云南,并进一步渗透到坝区边缘与山区腹地。在推进移民殖边的过程中,伴随着实施改土归流、开科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传播,云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与中原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进一步确立了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分离的有机组成部分。     

晚清蒙古台站弊端

晚清蒙古台站运力有限,传递文报尚可,一旦有大规模军事行动,各台站不仅要转递大量文报,且需转运粮饷、军需,同时要应付过往官兵,台站压力过大,不堪重负。来往台站的官差夹带行商,于定章之外需索驼马,加重台站负担。官差夹带行商,成为晚清蒙古台站一大弊端。蒙古台站实施分段负责之制后,正台更加依赖帮台。帮台蒙古各旗拒不应差,导致台站废弛。     

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

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战争不断。其中蜀道经济带成为边防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人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辛亥革命后（1912-1924年）旗人生计问题研究

辛亥鼎革,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与清政府达成《清室优待条件》,民国政府做出了“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的允诺。实际上,八旗生计并未筹定,粮饷照发亦未落到实处,人口多达数百万的旗人群体在民国初年的生存境况急剧恶化。中央与地方政府成立专司旗人生计问题的机构,采取一定措施,例如创办旗人工艺厂与教育机构,清理旗产、直接赈济等。但总体看来,这些措施效果并不显著。旗人最终不得不走上自谋生计的平民化道路。     

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

乾隆年间,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为戍边,自东北调遣驻防军携眷进驻伊犁,组成“伊犁四营”。其中的索伦营由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组成。他们在今霍尔果斯河两岸屯垦游牧,驻守台站和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边界,御外侮,平内乱,又遭农民起义的冲击。新疆建省后,又恢复其驻防军功能,直至辛亥革命解甲。     

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

侯国是两汉时期重要的县级行政单位,封侯而设,侯免则废。西汉时期,侯国经历了从直属中央到从属汉郡,从遍布王国到尽归汉郡的变化;西汉有侯则有国,东汉有侯则不一定有国。从侯国的变化不仅可以看出两汉间列侯地位的下降,也可以看出汉中央在利用侯国赏功的同时,成功地利用侯国来削弱王国。侯国的设置是人为的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其设置与废除为汉代地方行政带来不良影响,为纠正此弊,东汉政府采取了省并县邑及乡、亭侯不立国的对策。     

有关河西节度使几个问题的探析

河西节度使设置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统辖八军四守捉,共有军队七万三千人,他们主要由蕃汉两部分人组成,蕃军是河西节度使辖军的主体,其主要职责是从事军事防务;而汉人的军队除了军事防务之外,还担有屯田任务。他们都是在不同时期迁入河西地区的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