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弱势群体的媒介话语权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媒介话语权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模式也产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弱势群体缺乏接近媒介的条件和能力,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他们的媒介话语权被漠视和挤占,成为信息弱势群体。而解决农村的贫困与发展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让农村弱势群体拥有媒介话语权,有效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媒介接触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影响研究：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

新冠疫情期间,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大量信息,信息渠道的多元化让人们有更多的媒介选择,疫情下公众的媒介接触和风险感知也值得关注。本文基于问卷调查(n=302),实证分析了我国公众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期间媒介接触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探讨了媒介信任的中介作用。并将媒介划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分别探究其影响路径。结果发现,无论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都存在:(1)媒介接触与媒介信任和风险感知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媒介信任在其中扮演完全中介的作用。研究可为媒体风险信息传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公众通过合理使用媒介降低风险感知提供借鉴。     

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GSS 2015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公众传统媒介使用情况和新媒介使用情况分别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影响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公众媒介使用情况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据此,应进一步转变传统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角色定位,规范新媒介在环境信息传播中的内容导向,以构建有序循环的"政府—媒介—公众"对话体系,提升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效率。     

媒介可信度的实证研究——基于省域居民的大样本调查

本文以省域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绝对可信度和相对可信度的评价方法,调查了居民对各类媒介可信度的评价情况。研究发现,电视是居民信任程度最高的媒介,居民对网络和手机的可信度评价较低。在影响媒介可信度的因素方面,本文发现除了报纸以外,其他五种媒介各自的使用时间均可以显著预测其可信度评价;而居民对六种媒介各自的依赖程度均可以显著预测其可信度。此外,本文还发现居民对国内新闻的可信度评价最高,对本地新闻的信任程度最低,相对于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而言,居民最不信任手机短信和口头传播的小道消息。     

从“媒介化”到“事件化”:媒介事件研究范式的拓展与变化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普遍运用,大众传播的线性控制模型正在被双向交流的互动话语模型取代,这种媒介环境系统的变化要求拓展媒介事件理论研究范畴与研究模型。传统媒介事件研究,其基本理论倾向是事件"媒介化"(mediation),强调媒介在事件传播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叙事主题一般较为宏大。新媒介环境系统中媒介事件研究基础路径转向"事件化"(eventization),关注媒介事件对分裂、碎片化社会的整合作用及其意义表达机制成为媒介事件研究新的重心。     

我国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解析

融合是当前媒介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更好地认识媒介融合的现象,把握媒介融合的规律,从科技发展的历史和媒介发展的现实两个维度考察我国媒介融合现象,可以看到,媒介生态环境及媒介形态环境革命性、指向性变化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内在动因,媒介产业的发展是媒介趋向融合的外部力量。现实语境中,探析媒介融合的内外动因,有利于了解新闻传播方式、媒介内容生产方式的变化过程,推进媒介进一步融合,促进传媒业的整体发展;同时也能给当前媒体从业人员提供重要的启示,为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变革提供重要的现实依据。     

保路舆论的形成原因

保路运动中,在全川范围内形成了“破约保路”的公共舆论,有力地促进了运动的开展。“破约保路”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士绅阶层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媒介;二、报刊是形成“破约保路”舆论的重要媒介;三、公众的成见与从众的社会心理。     

从媒介形态变化看媒介文化发展

迄今为止 ,人类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 :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 ,口头传播—书面语言—电磁波语言—数字语言 ,是这几场革命的主要催化剂 ,正是它们带来了人类传播史上的三次媒介形态大变化。印刷媒介扩大了信息接收的时空范围 ;电子媒介以可视可感的形式传播信息 ,强化了人们对图形信息的接受能力 ;数字媒介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 ,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当前 ,我们正处于这种媒介并存的混合媒介时代 ,媒介文化也因此带上了“混合媒介文化”的特征 ,而且还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外籍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由于信息通讯技术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共存于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世界。高度的媒介化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交流的便利,也使文化的全球传播、交流越来越紧密。本研究立足于大众传播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及现实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在沪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情况,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沪留学生媒介接触呈现出以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为主的显著特征; 2.针对中国文化内容,基于留学生意愿、信任选择的主要媒介是网络; 3.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度高; 4.留学生的报刊使用频率与中国饮食、地理文化认同显著相关;社交媒介使用频率与中国汉字文化认同显著相关; 5.留学生报刊使用时长对文学认同具有正向预测力;电视媒介使用时长对饮食、汉字、思想文化认同具有负向预测力;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长对中国文化认同不具有预测力。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以20世纪初期的媒介实践为例

20世纪以来,媒介的兴起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接受这一新事物,并通过媒介实践,开始向有机知识分子转化。在实践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对待媒体态度的不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了分裂。究其原因,学校与文凭造就了知识分子的等级制度,促使了知识阶层金字塔结构体系的诞生,导致了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在媒介实践中的差异性。     

关于批判性媒体或文化研究

媒体文化是社会运动和政治的再现。当今人们日益处于媒体文化的包围之中,是盲目认同还是批判性地接受,关涉到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建构起了文化批判的理论框架,批判文化产业导致传媒文化的商品化、物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一观点成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批判仅停留于文化层面,未深入到政治领域。这项工作由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完成。他们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出发,认为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阶层等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成就当代媒体文化大观。因此,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应具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媒体文化生产和政治经济学、媒体文化文本、观众的接受和媒体文化的作用。只有从这三个角度,才能采用多元的文化和观点批判性解读媒体文化,建构起分析媒体文化的框架。这种研究方法实质上是在社会的生产、分配、消费和使用背景下,阅读、解释和批评浮现于文本中各种各样的人为关系,分析阶级、种族和民族、性别和性意识在媒体文化文本及其相互交流中形成的政治表征;同时研究观众如何阅读、理解和使用媒体文化以及如何产生非主流文化等。     

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

大众媒介是受媒介权力主体控制的。从正面讲,它既可以成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实现对主流意识的传播,成为社会共识的凝合剂,也可以成为公共权力的监督制衡力量;它既是一种传播文化知识的权力,也是对反文化或消极文化实现控制的权力。从负面讲,由于大众媒介权力主体的非理性化倾向,导致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表现为放弃文化启蒙和道德教化的社会责任;放弃环境监督和理性批判的社会责任,无原则地操纵或利用媒介;放弃文化理想和艺术创造的社会责任,制造和传播毫无审美价值的庸俗文化。这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相背离的。"对控制的控制"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大众媒介权力的合理限度,依靠社会力量对大众媒介权力的主体行为进行控制,实现大众传媒的良性秩序。     

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

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演化转变为“十大阶层”。值得关注的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崛起阶段，尽管这个阶级阶层结构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然而一个现代化的阶级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     

社交媒体存在的治安问题探析

目前,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十分青睐的社交软件,但由于其独特的传播机制和特点,违法犯罪分子将其作为开展不法 活动的温床,使人们的安全感受到严重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恐怖组织和个人将社交媒体作为开展恐怖活动宣 传、组织和行动的工具;二是违法犯罪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实施色情、赌博和诈骗等犯罪;三是社交媒体成为引发违法犯罪的桥 梁;四是社交媒体在引导网络舆情的方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学的"沉寂"与大众传媒文化的"喧嚣"——论社会文化语境变迁中的文学话语权的流转

曾经在很长时期,文学在我们的社会话语体系中一直拥有着相对显赫的话语权。然而在市场经济全面激荡的今天,文学却日益显示出“失语”的态势。文学享有尊宠社会话语地位的基本社会动因已然淡逝,淡出社会注意力中心成为它的一种必然归宿。以新闻、资讯、娱乐为内容主体的大众传媒文化,活力空前彰显,自有它内的社会机理。文学昔日的显赫社会话语权,让渡给大众传媒文化,是注意力经济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     

地方媒体聚焦弱势群体状况分析——以《南京晨报》为例

运用内容分析与个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南京晨报》为例，对地方媒体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所作新闻报道的现状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地方媒体在针对弱势群体的新闻报道存在整体层面关注度上升而细节层面歧视弱势群体的现象，并针对此现状进行了社会学分析。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智能传播时代共享型传播关系的基础、层次与内核

智能传播时代，可视化成为重要的传播手段，视听媒体的内涵和外延在时间、空间、价值等多重维度上发生迁移，传播关系也从单向供给型转变为双向共享型。共享经济与协作消费的兴起与繁荣是共享型传播关系建立的社会语境，也是其形成的社会基础。信任、平等以及新技术力量是共享型传播关系的核心与主要驱动力。共享的层次体现在传者与受众之间、媒体矩阵内部不同媒体之间、不同用户之间、用户与媒体产品之间等多重互动关系方面。     

大众传媒媚俗化倾向与提升媒体公信力探析

媚俗化倾向是我国社会转轨时期的一个特殊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对我国媒体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抵制媚俗化倾向,切实提高媒体公信力,需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规范媒体的行为;准确定位,突出媒体特色;增强对受众媒介素养的培育,提高其鉴别和接受信息的能力。     

当代社会转型与中国传媒业改革

本文把中国传媒业改革放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经济改革的先发效应改变了传媒业改革的外部语境,刺激了传媒业改革的内在要求。中国传媒业在改革路径和策略选择上也与经济改革存在着很大相似性。本文还分析了当前传媒业改革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主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