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异到共识:先秦诸子研究的视角转换——以"儒法之争"为例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及古今学者对"争鸣"格局的学术梳理,凸显了先秦诸子思想之间的差异和分歧.然而,差异与分歧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基本政治价值及救世情怀层面的共识.传统的"儒法之争"思路,无法准确揭示儒法之间的内在关联."共识"研究视野的先秦诸子研究,差异与分歧只是在共同思想底色上或浓或淡、或双色或单色的区别,是在共同政治价值基础上体现的各自侧重点之差异,而非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异.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古今之争”与美学现代性

"古今之争"对于美学现代性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是佩罗和丰特奈尔确立了艺术与科学的分界,从而初步论述了艺术的自律地位;其次是认识到了趣味的相对性,因而为现代人的创造性做了有力的辩护。美学现代性能够在18世纪最终确立,在此之前的"古今之争"功不可没。     

解释学与“古今之争”

"古今之争"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同时也是一场持续的运动。它由最初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转化为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促进了西方人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主义、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的发展,由此对解释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的发展可以说伴随着"古今之争",其研究内容受到它的规定,从中引发出来的问题及其意义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深远的。     

驳两岸“制度之争”论兼议“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制度之争”以及其所代表的两岸之间是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争的观念在台湾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两蒋时期、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以及2008年以来，台湾当局基本延续了这一思维。但“制度之争”的本质是台湾当局与部分国际势力谋求政治利益的一个筹码，两岸之间存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台湾问题的本质。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化解两岸所谓“制度之争”、完成国家统一的最优模式。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他是明确把中国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并参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而在人的觉醒,文化的复兴与创造等方面体现了文艺复兴之精神.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中的“花园”意象

善于利用"花园"意象来阐述爱情主题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的一大特色。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中的"花园"意象主要有三种类型:"大地花园""人体花园"和"宇宙花园"。该时期爱情诗中的大地、人体和宇宙花园意象既渗透着基督教意识,又体现了人文主义对自然、人、神的整体关怀。     

“古今之争”中的莱辛及其《拉奥孔》

通过细读《拉奥孔》，从诗与画的界限、美与真的冲突，从与温克尔曼的古典美理论同与不同的原因以及他们在“古今之争”中的各自地位，阐述莱辛在“古今之争”中美学思想的复杂性。     

“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从全球视野看,当下的热门话题"中西之争",其实是更长历史、更大范围的"东西之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只有东西之争,没有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在不同时期聚焦不同,但贯穿文明社会以还的长时段历史。"东西之争"因此与全球史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从全球史角度看,东西之争的历史成像依次为波斯与古希腊争战、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社会对阵、东欧与西欧较量、中国与西方竞争。目前的中西之争已经从此前的虚像变为实像,由中国问题变成全球问题。但这一呈像的近景必须在由远及近的全球史进程中才能呈现全幅图景。从东方视角看待中西之争,中国能否在竞争中战而胜之,促使人们从东西之争的规范视角、更高站位寻求答案。     

语言与意义的“类”之别——维特根斯坦“可说与不可说”的“类”逻辑

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的划分是对语言与意义之内在关联的典型呈现。立足于"类"之别探讨语言与意义之关系,认为在"全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各司其职、各安其位而又相互关联——语言的实现领域为意义奠定基础,意义领域的明确则为语言逻辑的使用提供保障;在"空类"的意义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异质性和非对称性区别表达语言之可说与意义之不可说的界限;在对这一关联和界限把握的基础上探索"可说"的语言如何为"不可说"的意义寻求新的理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