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都会主义小说初论

一、都会主义小说的出现与形成都会主义小说是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大都市的产物。它于二十年代末形成,三十年代初期走向成熟,作为一个小说流派,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都市味和现代味。较早地致力于都会主义小说创作的是刘呐鸥。他“是生长在日本的,他对于文学的修养,都是由异邦著名教授那里得到的。”①异域的文化熏陶,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姑就充满新鲜气息,显示创造都会主义文学的艺术追求。起初,在其所创办的《无轨列车》上,他发表了《游戏》等以新的艺术方法描写大都会中摩登女子现代性生活题材的小说。同时,又特别介绍了描绘现代都会有一定成就的法国     

自信的“解构”与迷失的“建构”——对早期新感觉派小说集《都市风景线》的再解读

刘呐鸥开“新感觉派”小说风气之先，《都市风景线》策略性地解构了“爱情乌托邦”和“乡土乌托邦”的流行话语，揭示了“乡土中国”和“海派中国”的差异幻象；他对都市现代空间的悖论性书写表明小说价值判断的复杂性和隐含的进步趋向，这对于学界重新认识和评价“新感觉派”小说具有建设性意义。     

上海新感觉派的欲望叙述——以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为例

20世纪30年代以穆时英、刘呐鸥等为代表的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受国外文艺的影响和对时代发展的敏锐直觉,为上海这座不同寻常的大都市赋予了现代的生活气息,将非理性主义的欲望叙述推向了高潮。新感觉派小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勾勒出了五光十色的现代都市欲望地形图。     

论刘呐鸥小说的想像性存在的现代性

刘呐鸥小说通过作品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将作为想像性存在的现代性成功地编织成一份可读的文本。其小说中的现代性成为影响人物选择和故事发展的根本因素,对现代性的强烈和自觉认同,导致了小说主人公幻象的产生和异化的可能,加深了他对现代性及其表层的都市生活的困惑。鉴于从近代以来,对自身文化普遍焦虑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来说,刘呐鸥小说具有较为典型的意义。     

论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的婚恋叙事——兼论“都市小说”概念的界定

"都市小说"与现代都市相伴而生,它以"现代性"为精神内核,将不同类型的都市景观、生活、体验和都市文化囊括其中。中国文学的婚恋叙事传统在都市小说勃兴后呈现出明确的现代意识,不管是海派作家的"声色"体验,还是京派作家笔下的理想爱情与婚姻,抑或是启蒙文学和左翼文学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婚恋"都与时偕行,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意味和都市色彩。     

论穆时英

在中国心理分析小说派诸成员中,穆时英可算是最复杂的一个。同他的同伴(施蛰存、刘呐鸥等)比较起来,穆时英对都市社会所进行的文化解析是多方面的,显得多元而芜杂。他既以先进的社会学视角批判都市,而又时时流露出流氓根性与低俗的市民意识;既憎恶都     

独特的现代主义实验——论新感觉派小说的艺术技巧

新感觉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为代表的一个小说流派,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技巧,并且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文章着重分析了新感觉派小说的现代主义艺术技巧。     

试论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形象

刘呐鸥在其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塑造了摩登女郎的形象,这种形象实际上是都市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具有明显的异域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在她们的外在形象上,也体现在她们的行为方式上。不仅如此,作家还通过这类形象巧妙地拆解了男性霸权与男权意识。     

20世纪30年代都市小说的主题表达

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都市的畸形繁荣,都市文学逐渐兴起。现代都市作家一方面被都市文明所代表的现代性而吸引,另一方面又常常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审视和批判具有“异质性”的都市文明,尤其是都市文明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因此,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在主题表达上,往往呈现出一种与现代西方文学及中国传统文学都迥异的特质,一些极具都市文化特性的异化主题、漂泊主题、性爱主题等,在小说的表达上,都带有明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纠缠的痕迹。正是在这种纠缠与挣扎中,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都市文学的主题表达,具有一种独特的现代性价值内涵。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

小说,曾经被认为是人类灵魂的家园,而作家被认为是人类灵魂家园的守护者。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中国部分小说家放弃精神追求,使小说沦落到了商品社会的边缘位置,被迫走向媚俗的境地。但仍有更多的都市小说家透过自己的作品,探索如何把握现代精神生活和现代精神品格的内核,给人以诸多启迪。文章主要从对人的精神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新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都市想象的理论基础

大众文化作为以现代都市为基点的现代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与现代都市相伴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大众文化与都市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错位与落差。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更多是在向西方的都市化进程看齐。还原到本土城市的现实语境下,这种视角势必带有某种想象性的成分。80年代繁盛一时的哲学热,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也引发了国人对个体生存意义与价值的探讨追问,成为了他们寻求都市梦的理论基础。     

元大都的历史地位探微

忽必烈薛禅可汗从至元四年到至元廿二年（公元1267-1285年），历时18年营建元大都，使其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大都市。执政期间，忽必烈薛禅以非凡的胆略正确处理了历史上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地区后所遇到的三大矛盾，即民族、宗教和游牧与农耕文化的矛盾，使元大都在初、中期出现了民族融合、宗教自由、文化发达、商业繁荣、国际贸易活跃的局面，给中华文明输入了新的血液。元大都的城市建设和宫殿建设水平凝聚了中国各族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力，对中华民族的建筑史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阐释学视域中的“文原于道”

刘勰论文而“原”“道”,这一问题一直是“龙学”研究中的焦点。在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的“理解”视域中,“文原于道”的观念是刘勰对先秦以来的儒家之“经”及“圣人之道”作出的“现在”的“不同理解”。刘勰论文而“原”“道”,意在为“文”寻找终极依据,“文”作为“道”之本体的一种外在显现形式,自此具备了更为坚固的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     

《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

二十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英特质。     

中国式的都会地区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海口、琼山各行其"市"现象审视

“切块设市”模式导致了海口、琼山两市各行其“市”。要根除这一现象 ,就要探索建立中国式的都会地区行政管理模式。从国外的经验看 ,在城市与城市之间建立双边的或多边的协调管理机构 ,是一种可取的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是这种协调管理机构是非政府组织 ,但拥有一定的行政权限和行政权威     

世界级大都会区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文章在对美国纽约大都会区、英国伦敦大都会区、日本东京大都会区等国际知名大都会区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国际大都会区建设对促进珠三角大都会区建设的若干启示：政府引导是关键,交通设施建设是基础,中心城市优势突出、定位明晰,优化产业结构、实现错位发展。     

李欧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

海外华人学者李欧梵善于在占有和使用包括印刷文化和都市生活公共空间等广义文本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中国命题，这些命题既采用了西方20世纪文学、社会学研究较新的理论视角，又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在雷蒙德·威廉斯“乡村”、“城市”以及“大都市”等理论范畴及空间批评理论的启发下，李欧梵以“现代性”为基点发掘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空间维度，揭示了“新文学”传统中以乡村为核心的空间叙事对城市文学的压制。     

都市背景下的现代主义文学--论新感觉派小说

本文从新感觉派小说的都市背景、理论渊源以及所反映的都市人的意识和艺术表现手法入手,展示作为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他们如何以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较为前卫的现代主义意识,运用新感觉主义、新心理主义以及意识流等手法,捕捉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显示30年代上海这个繁华而又畸形的表象,写出都市人的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