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因素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西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社会弱势人群和艾滋病性传播的桥梁人群,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引起关注。本文采取社会文化研究视角探讨社会文化因素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艾滋病高危性行为的影响。贫困、性观念较开放、性知识缺乏、婚姻习俗、转婚传统、使用汉语能力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社会文化结构失范、宗教信仰约束力减弱、医疗服务条件较差等因素促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发生艾滋病高危性行为。应针对相关因素进行艾滋病宣传教育及预防干预。     

我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发展分析

与中国30年的艾滋病防治历史相对应,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的发展可分为关国门堵艾滋期(1985-1988)、艾滋围追堵截期(1989-1994)、隔离与疏导并存尝试期(1995-2004)、科学防治艾滋期(2005-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有五个特点:政府主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参与模式;预防为主的艾滋病防治综合模式;以科学为本吸收国际经验并适合国情的艾滋病防治制度;比较完善的艾滋病防治法律政策制度;‘防治’与‘打击’并重,法律灵活服务于艾滋病防治。就防治艾滋病相关法律政策而言,我国可能是世界上最为完善的国家。     

架起科学与社区的桥梁——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综述

2005年7月在日本神户召开了第7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大会侧重讨论了当前在为全球300万艾滋病患者提供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在流动人口中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策略,并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广泛合作方面形成共识。     

艾滋病防治地方立法的障碍

艾滋病的发生和传播成为当前世界性的难题,并且从经济问题演化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通过立法防治艾滋病被认为是治本之策,各地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但是,与艾滋病防治本身存在诸多困难一样,艾滋病立法同样面临诸多难题,主要有人权障碍、立法权障碍、道德观念障碍、部门协调障碍、立法和防治技术障碍等。正确分析、认识、解决这些障碍才是艾滋病防治及其立法迈出的第一步。     

艾滋病疫情发展及防控中的伦理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我国目前形势严峻,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高发的隐患因素;艾滋病给个人及其家庭、社区和社会造成一系列的破坏作用;在艾滋病的防控工作中,存在着诸多伦理问题。对这些伦理问题进行梳理和分别研究,是制订防治艾滋病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重要基础,也是公众正确对待艾滋病问题和艾滋病患者、感染者的认识基础。     

中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艾滋病传播目前在我国呈上升并有加快的趋势。从公共经济学视角以公共物品为切入点分析,为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需要政府适当介入,并通过探讨艾滋病防治公共政策的有效供给模式,以及在立宪层次给予防治政策的正当性说明,给出一个可能的有关艾滋病控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HIV感染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维度

HIV感染与艾滋病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从社会医学的角度看 ,艾滋病并非仅仅是HIV的感染及对人类免疫系统的损害 ,在HIV的传播和艾滋病的患病过程中 ,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对社会、文化和行为因素与HIV的起源和传播的关系 ,社会文化压力对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的压力进行了分析 ,并就有关艾滋病防治政策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社会学建构

艾滋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同时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这已经成为国际及国内艾滋病防治及研究者的共识。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开展对艾滋病的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完善

随着我国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体系,但尚存在不足,必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执法来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制度,保证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权的实现。     

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伦理难题

在性传播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主要途径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我国艾滋病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仍然面临一系列伦理难题,如性道德教育与性健康教育存在明显冲突,商业性性行为干预面临伦理、法律或政策困境,同性恋者面临“道德多数”的社会环境且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多性伴行为动机复杂,安全套推广仍然面临伦理、法律争议和实际困难,相当数量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等。面对这些难题,国家应在调整艾滋病防治工作格局、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明确把危险性性行为干预作为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控的重点,同时对艾滋病各类危险性性行为干预面临的具体难题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