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食品安全是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部分.它既具有经济属性,又具有公共属性.强化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监管成为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监管职能的分散、监管职责的不明晰,容易产生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领域的"反公用地悲剧";同时政府作为监管主体,具有"经济人"特性,必然出现政府监管失灵、低效问题,导致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社会成本增加.治理食品安全市场监管的失灵,需要整合各种监管资源和力量,培育和支持第三部门参与,加大食品违法成本;同时,建立消费者监管的利益驱动机制,提高消费者监管的动力.     

治理语义的“食品安全文明”——风险社会的视界

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管理须能突破片面强调政府监管的惯性思维,转而建构和凸显治理,在此语义下,实现法律手段与伦理手段的结合,从而跃变为“食品安全文明”的复合管理模式,其中,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营利部门各显所长但又密切合作,形成该模式展现治理的组合效应的两个维度：一是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创新尤其是完善法治,来建构食品安全制度文明;另一则是第三部门和营利部门张扬社会责任与公共理性,打造食品安全责任文明。     

公共治理理论：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角

从目前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出发，指出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都有可能在治理食品安全时失败，而食品安全治理是一个政府、市场、社会通过某种“制度安排”对食品安全实施“共同治理”，从而保证消费者获得他们期望的安全食品的过程。因此，将食品安全问题引入公共治理分析范式，提出政府、食品生产企业、第三部门等组织间互动协调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治理，并构建了新型的食品安全政策体系。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独立、合作与可问责——探寻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之路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期"以食品生产、经营主管部门为主、卫生部门为辅"的食品卫生管理体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卫生部门领导、多部门共同负责"的混合管理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多部门分工负责、统一协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认识不断深入,实现了从"食品卫生管理"到"食品安全监管"的转变;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更加科学,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与可问责性受到重视;食品安全监管权的配置逐步完善,从"分段监管"为主转向主要按"品种"划分监管权限;日益强调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重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治理。     

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与政府治理机制更新

我国政府治理食品行业的成效主要由食品安全法规、监管人员的执业素质和职业道德、公众参与的意愿以及辅助监管执法的技术设备等因素共同决定,各因素协调配合、相辅相成的健康运行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机制.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丧失其应有功能,就可能助长厂商生产经营不安全食品的行为进而引发伤害危机.产品伤害危机,对企业仅是一场“突发”危机,对社会却是一场“人造”灾难.本文在分析食品行业产品伤害危机的社会危害基础上,明确指出食品行业政府治理机制的缺陷即《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不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执法部门疏于日常监管或监管缺失、监管人员整体执业素质不高、监管技术设备落后以及社会公众检举黑心厂商的主观意愿不高等导致产品伤害事件频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更新和健全政府治理机制的制度安排,以减少乃至避免危机的发生,消除其社会危害,保障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

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治理问题。食品安全的社会治理有三个维度：一是生产者、销售者自我道德约束;二是行业自律;三是政府监管。目前食品安全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政府监管,忽视行业自律,诚信道德文化缺乏,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机制没有理顺。打造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必须重视诚信文化建设,以＂业必归会＂为原则组建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并使之发挥行业自律功能,注重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社在食品安全中特殊作用,采取措施理顺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机制。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论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

食品安全治理问题本质上是社会公益问题,需要社会公众的有序参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也是公众的一部分,在食品安全治理中亦要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需要政府采取行政委托、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奖励等方式,以达到食品安全监管良性循环之目的。同时,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保障食品安全治理公众参与的有效实现。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反贫困治理体系的创新维度

反贫困治理体系创新既是帮助穷人的民生工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中国的反贫困正在从临时的、项目制的治理转向制度性治理。为了提高反贫困治理绩效,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治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创新,其中4个维度的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反贫困治理重心的下移,包括扶贫理念贴近群众、帮扶措施要精准和工作人员下移;二是反贫困协作治理框架的形成,包括跨部门领导小组及多部门参与反贫困措施和贫困县涉农资金县级整合;三是反贫困中不同利益主体参与的扩大,包括目标人群、社区居民、合作社、第三方机构、商业主体的参与;四是反贫困治理工具措施载体的多样化,针对多样性的致贫原因实施多样化治理的工具,并探索治理工具的时空组合。当然反贫困治理体系机制改革在这4个维度仍有许多亟待探索研究之处,如基层单位自治能力的提高、长效机制的建立、内生动力的强化、商业盈利与扶贫效果的平衡以及政策实施过程的完善。     

村庄治理中的制度和资源——基于G村土地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一则农村土地事件作为分析个案,发现治理制度的变异运行是土地事件的起因,在村委会变性的情况下,村民只能自行组织抗争以维护利益。自然村的治理资源在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些治理资源没有运用到日常治理中。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分离导致冲突产生,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治理制度和治理资源的进一步融合。     

基层治理精准化:意义、内容与路径——以重庆市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为例

精准化是在复杂性时代背景下加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也是检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基层治理精准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治理精准化十分必要也极有可能.就其内容而言,在横向上涵盖基层治理的各个方面,如党的建设精细化、经济发展精明化、社会治理精巧化、公共服务精心化、志愿服务精品化、信息系统精密化;在纵向上包括以人为本、法治、科学的价值体系、"一核多元"的组织体系以及各项支撑性制度体系.就其实现路径而言,主要包括7个方面,即以群众满意为目标、以需求导向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抓手、以组织联动为关键、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考核监督为保障、以"互联网+"为载体.     

公司内部治理及其外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以及中国各经济领域逐步对外开放 ,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弊端日显突出 ,文章首先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主体谈起 ,继而谈到公司内部治理 ,最后论述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通过公司外部治理顺利完成而得到解决。     

从“内生治理”到“事件治理”：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

以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为个案,从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逻辑的变迁。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当下农村政策的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将会导致层出不穷的基层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