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与维新派

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于上海的《万国公报》曾深刻影响了中国维新派。维新派广泛吸收了《万国公报》所介绍的西学知识和变法建议 ,充实了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万国公报》成为维新派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但由于《万国公报》与维新派在诸多认识和主张上存有质的区别 ,所以维新派并未完全按照《万国公报》宣扬的精神去指导变法。     

《万国公报》与美国在华传教士的西学翻译

《万国公报》是贯穿晚清传教士西学翻译活动的一条主线。研究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方面的贡献毫无疑问要涉及到《万国公报》。以《万国公报》为视点可以聚焦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各个层面。     

人境庐馆藏的《万国公报》之价值

关于上海《万国公报》的研究,台湾比大陆起步早,20世纪60年代华文书局就出版了该报的影印本.而大陆近年来《万国公报》研究虽然极为兴盛,却一直未出版影印本以供研究参考.黄遵宪故居人境庐藏有4册《万国公报》原刊,尽管数量微少,但有其价值在:一是可确证在甲午之前黄遵宪就已经是《万国公报》的读者.二是此4册原刊可补华文书局影印本的几处缺失,给学界提供可资参考的资料.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你知道这几个第一吗?

我国第一个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报刊是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月刊。在一八九九年二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一期月刊上所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题为《大同学第一章》中即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说他是“百工领袖著名者。”一八九九年四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一二三期所载《大同学第三章》中又出     

略论《万国公报》的征文

征文是晚清寓华传教士为吸引中国人关注基督福音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在晚清社会有着重要影响的《万国公报》也采用了这一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万国公报》不仅引起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关注,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征文不仅是《万国公报》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其在晚清社会具有影响的具体表现。     

近代报刊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简评

《万国公报》是近代著名的教会报刊 ,它以创办时间早、发行时间长、影响深远而著称。因此 ,研究这份报刊对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颇有益处。最近 ,王林的博士论文《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一书出版 (齐鲁书社 2 0 0 4年版 ,以下简称《西学与变法》) ,正是这方面的研究     

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一份颇具影响的刊物。它的出名,既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密不可分,又与供职于其间的华人编辑息息相关。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一群体,并分析了这批华人编辑在供职《万国公报》时期的活动和言论。     

《万国公报》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介绍

《万国公报》是近代最著名的教会报刊,它在宣传基督教的同时,还本着“以学辅教”的策略,大量介绍西学,成为当时西学东渐的主要媒体之一,中国知识分子从中接受了大量西学。《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主要评述其对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介绍     

马克思的名字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

根据现在听看到的材料,到1895年,马克思的名字才出现在中国,那是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上发表介绍英国社会学家颉德的《社会的进化》(题作《大同学》)一文中,提到马克思的名字,当     

早期《万国公报》的禁烟宣传

18 74 - 1883年 ,《万国公报》登载了大量宣传禁烟的文章。这些宣传反映了晚清来华传教士意识到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但必须指出的是 ,这种宣传是服务于他们用基督教征服中国的最终目的的。     

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英敛之、《大公报》与清末立宪

《大公报》是近代史上一份十分重要的报纸。自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津门,至1912年2月23日,是英敛之实际主持《大公报》的时期,而这一时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到勃兴乃至消亡的时期。英氏《大公报》不仅是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而且也是立宪运动的宣传者、鼓动者和支持者。对于立宪风潮的涌动激荡,《大公报》始则倡言于下,继则推动于中,不仅陆续刊登各地立宪的准备情况,公布政府大员的要折和各地来往的要件,还以言论和闲评的形式发表各界人士的评议,充当立宪运动的监督者。在国会请愿活动中,《大公报》予以密切关注,从社会舆论的角度,积极为其造势。该文以此为突破口,对英敛之、《大公报》和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英氏《大公报》在近代史上的重要作用,并对立宪运动进行重新审视。     

民国成立前《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对1902年至1911年《大公报》对现代体育思潮的报道进行梳理、研究,得出此间的《大公报》积极宣传现代体育思想,提倡＂尚武强兵＂、反对妇女缠足,积极提倡女子参加体育锻炼、鼓励各种体育社团的建立等内容。     

杜威、罗素来湘讲学及其影响——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罗素应邀来湖南讲学。在当时湖南各报对其讲学的报道中,长沙《大公报》的记载最为详尽。以长沙《大公报》为视角,探讨杜威、罗素来湘讲学这一事件及其影响：杜威在湖南讲学的内容主要围绕教育问题展开,罗素在湖南演讲的专题为游俄经历及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平民主义教育学说受到思想界、教育界人士的热烈追捧;罗素关于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演说,对那些正在为中国的前途苦苦思索、关注社会政治思想的年轻人影响较大。     

王郅隆时期《大公报》金融广告发展原因探析

金融广告主要包括银行广告和保险广告。《大公报》的金融广告代表了我国近代金融广告的整体水平、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金融广告异军突起,几乎成了《大公报》广告的支柱,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津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同时,王郅隆是其有力推手。     

《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清末民初蔡元培对西方道德教育理论的传播

清末民初,蔡元培在投身新式教育、从事革命活动以及留学德国期间,积极译介和传播进化论伦理观、互助论伦理观、包尔生的调和论伦理学、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等西方道德哲学。他用西方的价值观与科学方法发掘和探索中国古代伦理学遗产,取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成果。他在儒家伦理价值基础上,融合西方价值观和伦理学说,建构了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体系,并把道德教育改革从思想理论层面推向了制度和实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