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及其词作

日本江户时代的词学家田能村竹田著有《填词图谱》和三部词集,在日本填词史上被尊称为"词学大宗师"。依据《田能村竹田全集》评述其词学成就,可以窥日本词学之一斑。通过考察《填词图谱》的编纂缘起、材料来源,分析竹田词作并对其词学批评进行再检讨,由此揭示中日词学的相互影响,展示《填词图谱》在东亚词学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读《日本填词史话》

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1898—1984）先生所著《日本的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比较全面地描述了日本填词史的发展历程，称得上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由程郁缀、高野雪两位学者精心翻译．以《日本填词史话》（以下简称《史话》）为名，于200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项极有价值的成果，对于中国词学研究的拓展，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笔者阅读此书，从中获益匪浅，这里想谈谈初步的心得；阅读过程中也发现此书一些小的疏漏，提出向方家请教。     

越南的填词及词学——汉文学移植背景下的文体案例

越南汉词的创作相对于诗很不发达,这与东亚其它国家如日本的词有相同的境遇,而具有更典型的意义。汉词在越南独立初期就已产生,是大一统中国的文化产物,而19世纪的汉词相对繁荣是受到清词中兴的影响,是一次重新引入的过程。越南汉词的产生和流传多与中越两国的政治交往有关。越南古今书目中有关词的书籍很少,且有很多错误。越南的词学表明:越南填词得不到发展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词被认为与教化关系更远,因而发展动力缺失;二是词的语言与中国经典书面语言更疏远。     

现代“词学”考论

传统学术意义上的“词学”一词,是在明初弘治年间出现的,然后经过明清的发展演进,渐由初期的图谱之学向词乐、词评、词律、词韵、作法等方面拓展,形成了以填词为指向的具有传统意味的“词学”.清末民初,这一传统发生新变,开始出现了“填词”与“研究”并重的倾向.五四运动以后,“填词”的成分在淡化,而“研究”的成分在逐步强化,进而形成了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词学”.现代学者不但对“词学”之义界有了明确规定,而且还在研究内容、体系、方法上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从而使得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     

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及新进展

中国的词，早在唐代就传到了日本。弘仁十四年（823），日本嵯峨天皇、有智子内亲王和滋野贞主就有模仿追和之作。但日本关于中国词的研究，起步较晚。明治时期的森川竹蹊，是日本较早研究词学的专家。森川竹磺编著的《鸥梦吟社丛书》收录有中国词话著作七种，并予标点注释，这比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要早出版二十多年，比1921年况周颐和王文濡编印的《词话丛抄》也要早十来年。日本的词学研究，跟研究小说和诗歌的学者相比，人数较少，知道词的人也不多。近十五年来，研究词的学者逐渐增多，论著也增加了不少。村上哲见先生的《宋词研究——南宋篇》最具代表性。     

论中国的“日本词”研究

文章对中国学者关于日本词的研究作了系统评述。论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夏承焘先生对日本词的关注与评述;第二部分论中国词学家对日本词的评价;第三部分对中国的三部涉及日本词的选本即《域外词选》、《日本词选》、《日本三家词笺注》分别作了论述。     

论《花间集》对宋词女性意识的奠定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以是否能合乐（尤其是女乐）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日本的词学研究

日本人士填词,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日本词人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而且对词史、词乐、词律、词风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成绩,值得我们重视。 对于词史的研究,首先是词的起源问题。早在江户时代初期,日本词人就论及这一问题。如日本儒学家林罗山之子读耕斋,对《花间集》甚为赞赏,称它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也”。《花间集》是我国最早的文人词作的结集,可以说是词正式登上文坛的     

宋词的音乐文学性质

宋词属于燕乐歌辞,所结合的是燕乐系统的民间新声。宋人倚声制词建立了规范,创造了真正的律词,使中国音乐文学进入古典时代。宋人不断采用新声以丰富词的音乐性,但又出现模仿典范作品格律而创作的倾向,遂演变为依词调格律填词。这样,宋词发展为独立的民族文学形式。     

《小山词》与《饮水词》

在中国词史上，相隔600余年，均以小令独擅胜场的晏几道与纳兰性德相似多于相异。他们性格一致，多情而笃于友谊，真挚而忠于爱情，词作凄清委婉，“绮梦”含蓄。《小山词》和《饮水词》好象两个才华横溢、多愁善感的灵魂。本文试从作家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平、思想以及作品的实际出发，对两位词人加以比较。     

探索王国维词学体系的另一个维度——《词录》与王国维“为学三变”的文献学取向

作为中国早期词学专科目录著作,《词录》是王国维迈入“文学时代”、顺利实现学术转型的第一批具体成果。这部词学目录与《人间词》、《人间词话》、《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等书产生“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创作—理论—文献“三维一体”的词学体系,其学术价值集中体现在与《人间词》的词创作、《人间词话》的词学理论建构之间的互补上,真实反映了他对于“可爱”且“可信”的学术境界的追求与构拟,更凸现了其文化心态的转变。     

清代词学三考

清代词学与清代的诗歌或诗论关系十分密切 ,有些长期困扰词学界的具体问题如结合诗歌或诗论进行考察 ,可以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清初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生琵琶枠一词 ,谭献誉之为“拔奇本师长歌之外”,学者对“本师”始终未得其解 ,实则“本师”指陈维崧老师吴伟业 ,“长歌”即其长篇七言歌行《琵琶行》。清代中叶一部可能已佚的词学著作《本事词》,其编撰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原书规模均不详 ,而借助枟两浙轩续录枠、枟夙好斋诗钞枠等相关诗集 ,这些情况便可得知。清末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偶尔提到沈善宝所撰的《闺秀词话》,学者每据此以为该《闺秀词话》确有其书 ,实则有关引文乃出自沈善宝《名媛诗话》,所谓“闺秀词话”只是随意而称。     

从目的论角度对比分析《李清照词》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章以奈达对文化的分类为依据,从目的论角度出发,通过对《李清照词》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两译本在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上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翻译策略。许渊冲的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王红公则是为了使译本通顺流畅,便于英美读者接受,多用归化。文章旨在探究目的论对于翻译中国古代诗词中文化负载词的指导作用：由于译作目的不同,两译本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略论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的文献学价值

明毛晋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国内久不见其传本。上海徐培钧先生从日本得到日藏彭氏知圣道斋抄《汲古阁未刻词》本《漱玉词》的复印件 ,从中我们了解到该本的收词情况。结合该本成书之前 ,尤其是宋代刻成的各种词的总集 ,以后的各种辑本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们分析后认为 ,汲古阁未刻本《漱玉词》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 ,是李清照词作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辑本     

《全唐五代词》编纂与词学理论

本文结合《全唐五代词》的编纂工作就相关的两个词学理论问题进行了着重阐释。其一是通过对词的名称的考察，系统揭示了词的内涵和本质的多面性、复杂性、流变性特征；其二是就词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主要抓住“隋唐燕乐系统”和“依调填词方式”两个关键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最后，还就该编所做“增补”、“探源”、“考辨”、“甄别”等四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和说明。     

词学史上经典化王安石词的历程

王安石词作不多,却常录于古代词话、古今词选本,这是经典化其词的重要演进过程.论者多肯定他转变词风、开拓词境等意义,在词学史上占据席位,这是经典又罕见的例子.文章增补宋清两代其他词话的词论,如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丁绍仪《听秋声词话》等论述,完备古代词论中的王安石词.从近人词选本、赏析、创作等角度,着重考察王安石词重要性塑造的经典举措,分析近代词论家多元化审视王安石词,从而确立其经典词文学的地位.     

浅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色词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海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目前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色彩词运用的特点关注较少。本文从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红色词的作用入手,进而探讨了红色词的象征意义,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心理为视角,阐释了红色词汇在《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使红色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红色词则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红高粱家族》。     

曹文轩儿童小说中的颜色词研究 —— 以《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为例

选取中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家曹文轩代表作《草房子》《青铜葵花》《细米》中的颜色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颜色词、分析颜色词的构成方式和在句子中承担的语法作用，发现小说中的颜色词的使用和基本颜色词理论基本契合；同时作为儿童文学作品中的颜色词，其使用符合儿童认知规律和语言习得规律。     

况周颐《蕙风词》删编考论——兼论词学交游对其编词之影响

况周颐晚年将毕生所刻词集删定为《蕙风词》两卷，去取精审，仅存词123首。此举不单是选萃旧作之菁华，还包括对部分词作的删改修订，蕴含了一定的改词方法。其中况周颐词学思想的深化是促使其编选词集的内因，而与王鹏运、朱祖谋的词学交游，则是影响其作词、刻词、改词和选词的外因。在时间节点上，况周颐删编《蕙风词》与其构撰《蕙风词话》大致同步，反映了创作实践和词学理论的共生互融。     

诠释学视野中的《涉江词》程氏笺注

《涉江词》是现代女词人沈祖棻的词集,由程千帆先生笺注,这些笺注集中体现了程氏对《涉 江词》的理解原则和方法。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程氏笺注《涉江词》的必要性、可能性、有效度、相对性与 必然性,十分重要。其笺注的必要性在于《涉江词》采用了以词纪事、比兴和隐喻的方法 ;其可能性则与程 氏作为词人丈夫的身份有关,也与其开展此项工作的社会环境有关 ;笺注的有效度取决于程氏的笺注方 法,即依据词人采用隐喻方式创作这一特点进行笺注 ;笺注的相对性是针对程氏诠释《涉江词》作品的意 义而言的 ;所谓必然性,是从学术研究的精神层面来立论的。这项工作对程氏而言既是他对《涉江词》揭 示的存在真理的再揭示,也是他体验生命存在真理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