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传播组织史值得研究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从贞观九年(635年)至会昌五年(846年),有天主教聂斯多力派叙利亚人阿罗本、景净等传教士从波斯先后来到长安,在二百一十年间先后建立教堂百余座。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3年),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意大利籍会士孟高维诺以教皇特使的名义由罗马来京传教,先后于大德二年(1298年)、大德九年(1305年)、延祐五年(1318年)在北京建立教堂三座,传教范围扩展到泉州、杭州、杨州等地。元朝灭亡,教会活动随之中断。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人数日渐增多。又私入中国内地传教者不少,这是殖民主义者侵略活动的一种形式。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资本主义列强大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8年清政府与     

基督教传入壮族地区原因试析

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其中传入中国的新教,中国人称之为基督教。中法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了我西南大门,大批的传教士潜入西南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教和特务活动。使天主教、新教(基督教)先后传入壮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据1907年(光绪十三年)统计,广西全境设天主教堂50座,基督教堂29座,其中壮族聚居的武宣、凌云、崇左、柳城、贵县、百色、龙州等地区均设有天主教堂。1862年基督教传入壮族地区,相当一部分教堂分布在武鸣、桂平、象州、贵县、宜山、百色、龙州等地。以下为了叙说方便只统称基督教。本文主要是分析基督教传入壮族地区的原因。     

利玛窦在内地的第一所教堂位置考

1583年，天主教传教士历尽艰难，终于获准在中国肇庆居住，至此，天主教再次在中国内地传播。仙花寺，即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造的第一座教堂，见证了这段历史，记录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初期的全部历程和艰辛，它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有关史料和考察，提出今天位于肇庆市区西江河畔崇禧塔旁的一座两层楼古...     

上海徐家汇还堂案评析

近代随着清政府的衰落,传教士恃其政府实力要求清政府归还百年禁教期间的教产.上海徐家汇地区信奉天主教的基础较好,法国传教士便将还堂的第一个目标定为上海徐家汇旧天主教堂.在还堂过程中,传教士利用计谋迫使清政府归还教产,这是近代还堂案的开端,之后传教士借其经验,纷纷要求清政府还堂,引发一系列还堂案.     

浅析北京天主教东堂的建立及其意义

1655年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在北京创建了天主教东堂.自此,东堂成为北京葡萄牙传教士的主要传教基地,他们在这里培养了许多葡萄牙传教士,并且开展各种科技、文化活动.东堂在葡萄牙传教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葡萄牙传教士得以在中国继续打开传教局面的一个重要媒介.     

霍山教案述略

<正> 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是侵略中国的先锋队。迄清朝末年,传教士已深入我国各个角落,在安徽则遍及52个州县。地处大别山的霍山县,到宣统三年,已建有法国天主教堂8所,英国福音堂一所①,乡民不堪忍受洋教士的蹂躏,在1905年前后,爆发了以张正金为首的反洋教斗争。时间持续三年之久,直接参加的群众有数千人,范围涉及鄂、豫、皖三省。它是《辛丑条约》以后,在长江流域发生的一次大教案。早在1881—1882年间,天主教神父就来到了霍山县境。1896年于西乡山区的十八道(即俗称的“楼房”)正式建立了教堂②。由法籍神父石资训(Rene' Desnos)③主持教务。不久在邻近诸乡陆续建立起了分堂,信奉洋教的人(“教民”)就渐渐增多。这些教民仗着洋教堂的势力,经常欺侮不信教的群众。到二十世纪初,教民越发拔扈,     

沈阳天主教堂

沈阳天主教堂,亦称沈阳南关教堂,俗称洋楼,位于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一段光华里2号。清光绪四年（1878年）初,法国传教士在沈阳南关建了一座具有浓重欧洲传统风格的哥特式的天主教堂,以此进行传教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展到盛京（沈阳人6月初,义和团的大法师刘喜禄和张海在盛京到处设神坛,摆拳场,传武献艺,开展爱国反帝宣传活动。许多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甚至一些清朝兵将都参加了这一运动,一时“逐杀洋人”、“保国灭洋”的斗争烈火,遍地燃烧。他们首先烧毁了大东门外的英国教堂,继而烧毁了教会医院…     

浅析蒙元时期的天主教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宣布信仰自由,允许各种宗教存在。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继续实行开明的宗教政策,为各种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元朝政府一方面尊重各种宗教,另一方面也对其加强管理,设立崇福寺管理天主教,元朝政府与罗马教廷也互派使节进行了初步的接触,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就是以罗马教廷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人。     

北京天主教区主教传铁山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北京宣武门天主教教堂前门庭若市。天主教对於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但在平安夜许多人都愿意去教堂感受一下宗教气氛。大家有秩序地排起了队，依次缓缓铙教堂一周。跳动的烛光，肃穆的唱诗班、风琴手都使教堂显得格外庄严。大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中间一位身披紫袍的主教身上，他身材高大，气度不凡，正在执行平安夜的午夜弥撒，举手投足间透出庄重、安详，让人感到这里的一切与门外那个喧闹、浮躁、五光十色的尘世离得那样遛远。这位“紫衣主教”就是中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脱下了仪式上长长的紫…     

洋教在台湾的传布和台湾同胞的反洋教斗争

一西方的天主教、基督教,中国人民称之为洋教,台湾同胞有时也称为景教。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军事上、政治上侵略中国的同时,总是利用宗教奴役中国人民。洋枪、洋炮、洋货、殖民地总督和洋教、传教士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殖民者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那些主教、牧师、神甫们最先进入台湾这个地方。早在十七世纪初,伴随着荷兰、西班牙入侵台湾,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就接踵而至。前者在台湾南部,后者到台湾北部。1625年,即荷兰侵占台湾的第二年,便有传教士甘迪第斯入台湾传教,史载从1625年到1662年,荷兰殖民者前后派了三十个传教士到台湾传教。他们传教的对象,主要是台湾士著民族(通称“高山族”)。他们在士著民族中,到处“建教堂、设学校、译圣经、授十戒”,“大布福音,以牍土番。”有个数字指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天主教与中国文化

该文介绍了中国天主教的由来和发展、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方式以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相结合的共同点,阐述了著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如何推行天主教儒学化及其影响,指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桥梁作用。     

基督教在近代郑州的传播

基督教来华是在西方欧美国家海外传教运动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背景下展开的。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些传教士相继来到郑州,通过建教堂、开医院、设学校等方式进行传教活动。传教士的这些活动主要是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当时郑州社会的发展。     

诸暨白旗党的反帝反教会斗争

一九○○年六月发生的诸暨白旗党的反教会斗争,是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几次反帝斗争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一次。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天主教势力开始向诸暨渗透。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英国教士何程德和华人戴恩泉由杭来诸,在大尖溪设立了诸暨第一个基督教堂。一八九一年(清光绪十七年),神甫舒安德到诸暨杨家楼,设立了诸暨第一个天主教堂。六年后,法国教士由田法父与舒安德在城内设立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北京胡同名是咋起的

北京的文化与胡同密不可分,每一个北京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在这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上演。胡同,就是北京人的精神家园。说到"胡同"一词的由来,至今有几种说法,但都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关。第一种说法是: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大家熟知现在我国内蒙古省会名称是"呼和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建元朝,将北京作为大都,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     

庚子辛丑年间袁世凯在山东与传教士的勾结

庚子年前夕,即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袁世凯带着他“所有武卫军右营”来到济南署理山东巡抚。他清楚知道他的“际遇蒸蒸日上”是以“国事日非”为代价的,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来山东当巡抚,是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是美国公使康格根据山东传教士的报告,约同英、法、德三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名要他来屠杀义和团和保护帝国主义在山东的利益——也就是说保护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所以他到任不几天就把住在济南的美国传教士韩维廉、包牧师和陆义思,请到巡抚衙门,向他们表示态度说,已经派了大量官员和兵士分赴各处,认真保护教堂和传教士。为了讨好美国传教士,袁世凯还特别向他们表示:他是十分同情爱护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对天主教(旧教)传教士依仗清廷所颁发的《地方官接待教士章程》,到处冒充官府欺压地方官吏非常不满,称赞基督     

"商人型传教士"的新型宗教: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滇西北的早期活动(1846-1865)

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为到达拉萨使西藏的民众皈依天主教,成为首批进驻汉藏边缘滇西北一带的西方人.1854年,罗勒拿(Charles Renou)以"汉商"的名义,在紧邻云南北部边境的西藏察瓦龙境内的崩卡谷地主持传道,对当地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着重讨论了当地民众对法国传教士及新宗教的反应,揭示了滇西北边地复杂的族群关系、地方政治、经济和宗教形势.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

罗勒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MEP)的传教士,他从1847年便致力于探寻到西藏传教的途径,于1854年从滇西北潜入察瓦龙,创建崩卡传教点,成为清代第一个进藏开辟天主教社区的西方人。1858年和1865年,西藏噶厦政府两次用武力扫除察瓦龙的教会势力,传教士逃往云南,这成为天主教在藏边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诸多新传教社区的起点。因此,无论在西藏或云南的天主教史上,罗勒拿都是一个先驱式的人物。目前所见有关罗勒拿和藏地天主教的研究,多未能系统利用清朝教务教案档中的记载,以致相关的论述或失之简陋,或谬误甚多。有鉴于此,主要依据清档中涉及罗勒拿的史料,在参考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将该传教士在滇藏边界传教活动的史迹加以梳理,并借此厘清19世纪中叶天主教向西藏传播的基本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