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颠覆了“正读/误读”的二元对立,认为阅读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这种思想引发了赫施代表的传统阐释学从作者意图角度所作的抨击,也触动了艾柯作为符号学家从文本意图角度所进行的矫正努力,然而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取消作者、文本、读者这些标准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误读实践是随心所欲的,它只是反对把某一种标准当作唯一的中心,主张通过对文本语言修辞的研究来挖掘文本无限可能的意义形式.     

论解构主义文学批评

解构主义是西方整个后结构主义思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应用于文学领域的解构批评是一种具有颠覆性和破坏性的阅读理论和实践,它质疑并挑战了语言系统所谓确定文本边界、总体与明确意义的功能。本文以德里达为重点,论述其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以对解构主义批评达成要领性理解。     

希利斯·米勒的阅读伦理观述评

美国现当代解构主义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批评理论力作《阅读的伦理》将文学批评与伦理道德相结合 ,从相关概念的梳正、个案文本的伦理解读等方面阐释了文本的阅读与伦理的关系。但现代阐释学认为 ,文本是不可辍读的 ,这就决定了所有阅读都将是“误读”。     

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的阅读差异

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构成了西方20世纪后期文学理论中一次鲜明的理论转向.在这一理论转向中,读者这一以往备受忽视的要素一跃成为文学四要素中的主导因素,从而掀起了阅读理论中的一场读者革命.虽然,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在阅读理论中有许多共性,但是,其差异亦同样明显,具体展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接受理论将作者看作读者阅读的合作者,而解构主义的阅读则绝然地否定作者的存在;第二,接受理论强调阅读作品是要体现读者的创造性并最终确认一种意义,而解构主义则把阅读看作是读者解构文本符码的能指游戏:第三,接受理论十分强调阅读的历史语境,而解构主义的阅读理论则表现出一种超历史语境与反人文性的游戏姿态.这三组差异的比较,揭示了接受理论与解构主义是两种不同范式的阅读理论.     

计算机辅助的修辞功能分析--以两任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为例

修辞功能及其分析一向难以从量度上把握,现有研究通常以文学类文本为主,借助主观阅读对文本进行修辞方面的各种分析。本文借助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DocuScope修辞功能分析软件及相关统计分析工具,对美国两任总统的国情咨文(1993—2008)进行了修辞功能17个方面的定量分析,随后进行细致阅读配合该分析。结果发现,两任总统咨文的语言修辞功能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后续效果。本研究表明,基于DocuScope内置的修辞词典及其对语言行为类型的界定,通过计算机辅助软件对文本进行修辞方面的统计和分析,具有可信度和可重复性,是一种新思路,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对现有的修辞研究具有明显的推动意义和补充作用。      

巴赫金对话理论中的“盲视”——一种保罗·德曼式阅读

“对话”是巴赫金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它体现了他的认识论、存在论和价值论等多方面的重要思想。然而,美国著名解构主义思想家保罗·德曼却以语言的修辞性为基本立场,把对话看作是解构巴赫金思想体系的重要的“墙角石”：第一,对话作为理论术语和巴赫金现实生活的潜意识对应,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其理论体系向艺术创作的辐射力度,造成阅读过程中的盲视;第二,对话作为文艺研究方法,忽视了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否认文本语言的转义性,造成了阅读过程中诗学话语和阐释话语两种阅读模式之间的不确定性。     

作为重复的阅读

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出的作为重复的阅读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文本中的语言符号是自我分裂的,文本本源意义又先天缺失,所以任何阅读活动都是强行赋予文本某种意义的行为.值得反思的是,受到形而上学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米勒的这套阅读理论中隐藏着诸多与解构主义理论相脱节之处.     

解构后的重构之难——试谈The Making of Ashenden(Excerption)的翻译

解构主义着眼于对原有传统结构施行批判,用一系列解构策略颠覆、否定理性至上的结构中心主义,其思想核心就是"非中心"、"非确定性"。在解构主义作品中,就表现为语意模糊化、文本的拼贴性、主题的"非中心"化等明显"解构"特征。本文以The Making of Ashenden(Excerption)为例,针对其语言、修辞、结构等行文特征,采用相应的翻译技巧,力图再现解构主义作品的"一种接近生活本身的、真实的美"。     

论保罗·德·曼情感理论和修辞理论的统一

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保罗·德·曼经常被指责其文本只注重学术性本身的探讨 ,而缺乏对情感的关注 ,特别是其文本的语言给人以冰冷的感觉。上述的观点未免有些偏颇 ,事实上保罗·德·曼不仅注意情感问题的探讨 ,而且将这种探讨置于理性的框架之内 ,创造了一种情感与修辞相结合的理论     

论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中的转义问题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是一套建立在转义修辞基础上的诗学影响理论，集中体现为一个六重转义系统，主要包括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以及代喻，误读的发生基于语言内部的不稳定性，发酵于本义和转义之间的相互纠缠，定格在前文本和后文本之间的影响关系上，“影响”成为一个语言结构戏剧化后的历时叙事。和其他解构主义者强烈的解构倾向不同，布鲁姆的误读地图，是一种针对现代主义批评混乱的转义防御机制，以解构前驱为始，以建构自我为终，重申了意义的在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解构主义理论之虚无主义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