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耆英的投降外交

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然而,在中国近代史的一般著述中,他却往往被一笔带过,其罪责虽重却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耆英的投降外交及其理论作一番论述。耆英(1787—1858),字介春,清朝宗室,道光十八年(1838年)任盛京将军。鸦片战争前后,他对禁烟、抵抗侵略一贯持消极态度。1942年3月,他被清政府任命为与英军媾和的钦差大臣,步入清朝外交舞台。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春,耆英一直是清政府对外政策     

论中法战争与清廷议和

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清军在此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亦是近代清朝对外战争中唯一取得过的胜利),但是最终仍是以清政府屈辱妥协议和签约为结局。故历来史著皆称这场中法战争,是中国“不败而败”,而法国“不胜而胜”,并指责清廷议和是卖国投降云云。笔者认为,综合当时的军事战略与战场局势、国际政治外交与清朝内外形势进行客观辩证地认真分析,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并非是出于主观激愤情绪的“不败而败”和“不胜而胜”了。     

试析李鸿章“和戎、自强”的外交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软弱的清政府无力反抗,只能顺从。李鸿章作为晚睛的重臣从1863年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的一套独有的外交思想,虽然不能挽救近代中国于水火,却使近代中国将损失降到了最低。清政府为维护自己的腐朽统治,他们会牺牲一些利益这是必然的,李鸿章能在维护清政府利益的情况下,在和外国代表谈判时,最少地减轻近代中国的利益损害,他可谓是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的人物。     

论郭嵩焘出使获咎

1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对以洋务运动为正式学习西洋“长技”开端的观点,如今可能已很少人反对了。洋务运动起步于被迫对外开放。不论对开放如何理解,外交为其重要标志是无可怀疑的。近代外交的重要环节,是国际间互派公使常驻关系国首都。所以两次鸦片战争间的约二十年时期中,西洋各国要求公使进驻北京,和建议清政府派遣驻西方公使,一直是中西外交纠纷的焦点。清政府却宁可听任割地、赔款等等国耻纷至沓来,也不放弃外使     

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清朝封建统治也日趋腐败。十九世纪末,英俄帝国主义开始把侵略魔爪伸进西藏。英国两次发动侵藏战争,清政府都采取投降政策,使西藏深受灾难。西藏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日渐加增。英俄帝国主义乘机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培植亲帝势力,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密切注视着英美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动向。1949年驱汉事件发生后,新华社于同     

试析1895年至1899年间清朝对外态度和政策的演变

本文通过对1895年至1899年间清政府对外政策、态度的动态分析,把握五年来清朝外交方面所发生的变化。1895年以前,清朝主要执行的是可以概括为“外须和戎”四个字的洋务外交路线。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后,随洋务派的逐渐失势,洋务外交,遭到攻击.1895年至1898年间,清朝的外交主要由总理衙门执行,由帝党翁同和等人主持,他们也不可能找到可行的外交方策,外国侵略者依旧从他们手中攫取着利权。在这种民族矛盾尖锐,清廷外交不力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盲目排外一派重新抬头,执掌朝中大权,盲目排外的外交主张占了上风。于是在1899年中,在教案等问题处理上,中外对抗加剧。1900年中国对八国联军宣战就成为了前一阶段外交发展的必然,而非偶然了。     

论爱国使者杨儒

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活动中,清政府一直推行着一条屈辱投降的外交路线,除了与侵略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外,与所交往多是贸易性质的事务,并无建交互派使者的关系.而真正名符其实的“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此后,寥寥可数的专职外交使节中,有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求荣的外交官员,也有不辱使命的佼佼者.参预“东三省交涉”的驻俄大使杨儒,就是其中深受人民尊敬的一位爱国使者.     

清代调整中朝关系措施初探

朝鲜自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后,长期以来貌合神离。清政府对朝鲜则表现出极大的诚意,积极推行儒家倡导的道德外交,并成功地解决了朝鲜尊明与事清并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朝鲜的敌对心理,逐渐赢得了朝鲜的尊重和信任。康乾时期,清朝走向强盛的事实,也使朝鲜不得不重新认识清政府,重新定位中朝关系,从而回到传统外交的事大立场上来。     

赫德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

英人路宾·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日出生于北爱尔兰亚马郡的波泰荡,1854年大学毕业后被英国外交部选派来华工作共57年。1863年被清政府任命为海关总税务司,直到1911年逝世才卸任,长达48年。他是19世纪的“中国通”,在中国海关史和外交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有的史学家称赞他是“以尽忠中国为一生之使命”,甚至认为他的目的“均在为中国效力”。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赫德乃是中国海关主权的彻底破坏者,是为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效力的。     

郭嵩焘外交思想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外交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是其外交思想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超越“华夷界限”,向西方学习;主张“主和外交”与“诚信外交”。他外交思想的本质并非卖国投降,而是有非常大的开创意义。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清政府对日交涉关于宗藩态度差别的原因探析——以琉球、朝鲜为中心

琉球和朝鲜都是中国传统的藩属国,在对其遭受日本的侵略这一问题上,清政府本应同等看待,但是清政府在实际对日交涉中却采取了轻视琉球、重视朝鲜的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两者的战略地位、清朝的海军力量及其清政府大国虚荣心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郑观应(1841—1920)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早期改良派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生于鸦片战争后一年,在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统治者在资本主义列强面前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的腐败和无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强大压力和节节进逼之下,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特别是1851年的太平军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封建统治根基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保持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就采取投降和勾结资本主义列强的政策,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经济上,自然经济的解体,近代工业的产生,以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都使社会上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使中国社会的阶     

从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之记录看中国朝贡外交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就逐渐联为一体,各国之间外交平等。清朝昧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在俄国公使伊兹玛依洛夫使华时担任翻译,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固守朝贡外交所造成的被动及伊兹玛依洛夫坚持欧洲外交中通行的对等原则对中国的朝贡外交和康熙皇帝所带来的冲撞。     

试析蒋介石追随孙中山的思想渊源

试析蒋介石追随孙中山的思想渊源吴珍美（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有抱负，有志向，想出人头地。他如愿被清政府公派去日本学习军事，这是他走上仕途之路的第一步。然而，他没有选择维护清朝统治的道路，却踏上了追随孙中山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这是由其特...     

道光年间台湾问题中英交涉与外交折冲——以新发现《来往文书》《台湾奏折上谕》为中心的考察

鸦片战争时期相当数量有军事情报价值的外交照会流失海外,学界对于耆英、伊里布等关于台湾问题的交涉因缺少中英往来的诸多照会而多语焉不详。大英图书馆藏道光年间《台湾奏折上谕》《来往文书》等两类外交照会档案汇编,基本为国内学界所未涉及。分析这两类外交文书的内容及表达修辞,可以较为全面地解读道光年间国与国之间"全权"钦差大臣的行动轨迹及其策略,清方对英方军事及商贸态度等,反映了清政府在谈判过程中的主动或被动、清方外交策略和姿态,以及《南京条约》前后清帝国外交策略及其操作的差异,涉及传统中国外交理念时空意义上的转向。这些外交照会涉及英军侵略中国台湾及其遭到的反击等,关涉战争道义乃至国家领土能否完整等历史转折,意义重大。     

从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之记录看中国朝贡外交

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就逐渐联为一体，各国之间外交平等。清朝昧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仍然固守中国传统的朝贡外交。清初来华传教士马国贤在俄国公使伊兹玛依洛夫使华时担任翻译，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固守朝贡外交所造成的被动及伊兹玛依洛夫坚持欧洲外交中通行的“对等原则”对中国的朝贡外交和康熙皇帝所带来的冲撞。     

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

中法战争后期,中国军队曾经一度取得了较大的军事胜利,然而清政府却没能指挥军队坚持抗战,而是抱着“乘胜即收”的妥协方针,接受了法国的屈辱的议和条件,造成重大外交失败。对此,史学界一般看法认为,这是清政府的腐败和它奉行“投降卖国”方针的恶果。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会在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后急于求和?这样做出于怎样的考虑?本文拟对中法战争后期清政府“乘胜即收”的原因试作分析。     

早期中国驻外使馆的建立

一位美国作家曾说:“外交是最出人头地的职业.”①可是在中国近代早期却远非如此.一位清朝官员董恂说它是“谤薮”②.董恂做过主管外交的总理衙门大臣,他的话可以说是苦涩的经验之谈.从中国驻外使馆建立的缓慢而又曲折的过程,就可以了解到中国外交近代化的艰难.互派常驻使节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是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产物.这个制度起源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第一个有记录可查的常设使团是1455年米兰公爵斯福沙(Francesco Sforza)在热那亚设立的.③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定以后,欧洲各国普遍互相派遣了驻外使节.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本     

变味的洋节

"外国冬至节" 近代中国第一个记述西方圣诞节的中国人是清朝同文馆学生、外交官员张德彝,1868年他随中国使团出访英国时曾经亲历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圣诞节并记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