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及实证检验——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出口波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短期经济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出口波动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出口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商品集中度的提高加剧了中国的出口波动,出口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平抑中国的出口波动,加工贸易的发展则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从政策含义上看,解决中国生产和出口多样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发展,同时继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提升贸易开放水平并实现贸易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出口贸易效应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是福建省出口贸易的主要力量。本文从出口商品总量、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商品结构这3个方面来研究FDI对福建省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福建省出口贸易总量的增长,主导着福建省出口贸易方式,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FDI在促进福建省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还有待提高。     

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研究

针对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利用1995至2015年的相关数据建立VAR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有显著影响,并且是主要因素之一;研发资金投入越多,越能促进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短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有利于促进中国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但长期看反而存在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对进一步优化我制造业出口商品结构,进而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商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美双边贸易差额、贸易结构以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分析,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了我国对美的出口商品结构,但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差额并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重要性,我国应合理地引进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尤其应在引资政策上贯彻"扶优限劣"的原则。     

台湾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视角

通过建立引力模型对2006-2012年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日本、美国等13个主要国家(地区)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阻碍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台湾地区和其他国家(地区)的GDP乘积、伙伴国(地区)的贸易开放度与台湾地区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叉项对台湾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台湾农产品出口贸易起阻碍作用,但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的影响却为正。在此基础上,提出台湾地区应加强与贸易开放度高的国家(地区)的合作,注意贸易和投资管理措施的协调统一,走创新资产寻求型的投资道路等,以促进台湾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协调发展。     

FDI与新疆产业结构升级实证研究

基于实证研究文献,分析了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各种变量;然后,利用新疆1990-2008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技术对FDI与新疆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新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三资企业和进出口贸易等因素也对新疆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正向的关系。因此,在以后的招商引资工作中,要充分发挥各类外资企业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功能。     

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研究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使一国或一地区获取静态经济利益,更重要地,它们还能推动产业转换、结构升级,造就动态利益。本文对利用外贸外资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进行了探讨,并对浙江外贸外资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外贸外资推动浙江产业升级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如实施产业结构升级导向型开放战略、进出口平衡贸易战略和“贸易-投资”联动发展战略等。     

基于Lasso的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众多因素中,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关税、贸易开放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5个主要因素,其中市场规模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把Lasso方法、最小二乘法及逐步回归法进行了比较,从所得结果可以看出,Lasso方法在变量选择方面优于另外两种方法。     

后金融危机期中国出口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后金融危机期以来的中国出口呈现了恢复性增长态势,继续着危机前的主要出口商品类别、目的地、主导企业性质与贸易方式结构等,但东亚地区作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位置开始凸现,钢材与集装箱出口恢复较慢,代工生产为主的电视机出口持续增长,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中的相对低端位置。受世界经济环境影响的外需因素是影响中国出口的主要因素,而通胀因素、劳动力成本因素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并不占据主导性,外商投资额对出口的正面影响更是微弱。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计量模型的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紧密相关,并且,FDI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贸易;不仅如此,FDI对促进我国出口总量增长及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尤其突出。     

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出口复杂度反映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体现其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竞争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了制造业升级,工业品的出口复杂度得到了提升。采用剔除加工贸易数额后数据测算出近十年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水平,并采用灰色关联度方法计算各相关因素与辽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相关程度。得出结论: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增长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作用小一些。因此,提高信息化水平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提高辽宁省工业品出口复杂度的有效途径。     

出口产品质量与技能工资差距

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基于出口产品质量改善的权属状况，理论阐释并实证检验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及其对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是：相对于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改善，体现国内要素贡献的本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有助于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升级拉大了技能工资差距；本土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在直接扩大技能工资差距的同时，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间接扩大了技能工资差距，利用外资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通过负向的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间接降低了技能工资差距；在中间投入品进口较多、加工贸易占比较高、外资参与度较高的行业，最终产品出口质量虽然较高，但并未通过全球价值链攀升机制扩大技能工资差距；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更容易拉大技能工资差距。因此，在提高本土出口产品质量，促进出口行业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同时，要注重高质量外贸发展与技能工资差距缩小的良性互动。     

应高度重视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影响

东南亚金融危机虽然未曾对我国“汇”“股”两市形成直接冲击但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正在不断显现。而就佛山市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来说,则更是面临严峻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佛山市商品出口严重受阻,对外招商引资也变得难以把握。我们一定要对此予以高度重视,积极调整出口贸易的产业及其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拓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实现佛山市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转轨,最大限度地化解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出口产业升级

作为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试验平台，自由贸易试验区能否有效促进出口产业升级，成为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和出口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议题。作者基于2007—2018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中国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旨在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能否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有效推动出口产业升级，同时考虑技术水平、地理分布、“市—片区”布点、设立批次等城市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有效推动了中国出口产业升级，在开展严格的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仍然是稳健的；从影响机制看，自由贸易试验区通过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推动出口产业升级；从城市异质性看，对于拥有高技术水平、地处东部地区以及“一市多片区”以及“长周期”的城市，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层次上，已有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均停留在省级层面，忽略了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异质性，而文章作者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更为深入地考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出口产业升级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促进出口产品升级了吗?——基于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的视角

出口产品升级是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出口贸易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高技术产业集聚则是促进出口产品升级的关键动力之一。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高技术产业集聚能够促进出口产品升级;(2)高技术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开放程度促进出口产品升级;(3)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出口产品升级的正向效应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上游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4)教育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出口产品升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应加大高新技术产业投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鼓励企业创新、推进高技术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在低教育水平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全面促进高技术产业出口产品升级,提升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贸易竞争力。     

多维距离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PPML回归分析

伴随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深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模式的选择日益重要。基于2003—2018年期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综合考察多维距离对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两种主要国际化经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与经济自由度提升有助于扩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和文化距离阻遏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修正的地理距离可以增进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且助力出口。我国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决策时,应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持续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国外对华双反联动调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国外对华双反调查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选取2004—2010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华的44起“双反”措施案件,构建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联动调查影响因素的“BC-NB”组合模型,从发起国视角和目标国视角分别选取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根据不同视角的特点分别选择定性和计数因变量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状况、汇率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宏观决策因素均是影响反倾销反补贴联动调查的显著影响因素.结合中国贸易救济实践得出建议:改善对外贸易结构,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贸易平衡;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实力,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健全并完善中国对外贸易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