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推理及其价值追求——回眸许霆案

透过许霆案,其背后蕴含了深刻的法律推理命题。通过分析许霆案,指出法律推理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得出法律推理的价值追求是寻求形式理性与实践理性背后的利益平衡,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从刑事诉讼法律的变化谈立法的人性化

一部好的法律,是体现人性化的法律,是将人情与国法两者完美融合的法律。当代立法要借鉴古代人性化法律制度,围绕国情民意展开,充分考虑司法实践对法律的运用实效,构建人性化立法制度。     

科技进步条件下的资源分配与法律适用——由许霆案引发的思考

通过对影响广泛的法律案件——许霆案——的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司法审判中的法律适用存在一个误区，即当遇到“疑难”案件时，首先认为困难来自法律自身，人为地将问题复杂化，而忽视了对案件本身事实的关注。民法与刑法适用界限的区分，说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凸现了有限政府的真正内涵。     

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网络犯罪危害性的公众认知异化及其反思

备受关注的许霆案虽然尘埃落定，却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层次反思。许霆犯罪利用的是银行网络结算和交易系统的错误，因此该案也可归入到网络犯罪的范畴中；许霆案虽然是个个案，但是它折射出了社会公众对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可度较低、认知异化的重大问题；刑法理论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应当正视这种差异，并积极做出回应，以求得对网络犯罪刑事责任追究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统一。     

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人情内涵丰富,包涵了案件中的情感、事实与人性三个维度的意义。透过传统司法中人情与国法之间的平衡可以发现,传统司法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行为人,而是通过情理展现出的具体情感关系和人伦关系中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司法注重人情的特点恰可以弥补现代法律以行为为中心所造成的对具体个人的遗忘。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应循原则

任何一项法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法律条文的相对抽象性,这是法律规范化的要求。而司法,作为立法意图的最终实现过程,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千差万别,司法者要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于是,司法解释制度便应运而生,它在法律条文与司法活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目前在我国,以刑法实体规范为对象的刑法司法解释较为多见,它们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亦显现出诸多不足。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对刑法司法解释应循原则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并且也能为建立较完备的法律解释制度提供借鉴。     

激励理论与法理研究:兼论许霆案的法律适用

在法律领域,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可以把法律理解成由一套责任规则组成的分散决策的激励机制,通过责任的配置和赔偿(惩罚)规则的实施,诱导个人选择社会最优的行为,促进社会福利。激励理论提供了理解法律制度和司法运作的新视角,在刑法与民法的界限问题上,激励理论能提供三个可用于实践的检验标准。运用该标准分析许霆案,初步结论是应当适用民法而不是刑法。     

许霆案之法学反思

“许霆案”是一个由民事行为转化为犯罪行为的典型案件,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比之于法院判决“盗窃罪”的定性,其定性为“侵占罪”更为合适。“许霆案”的启示是,刑法既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也不能放纵一个犯罪人;而且,应罪刑相适,罪轻则刑轻,罪重则刑重。这是现代社会刑法理念下普通公民、立法者、司法者应该追求的法律公正。     

论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比较法视野下的价值与制度重构

对于内容违法的民事行为,法律有必要确定以区别对待,即违反法律效力性规定的行为当然无效,而违反非效力性规定及法律有例外规定的行为则并不当然认定为无效.随着行为效力问题理论研究的深入,结合各国、各地区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针对我国大陆立法与司法现状,有必要对我国大陆的民事行为效力理论进行价值和制度的双向重构:一方面在行为效力认定的价值构建中,重新确定立法的指导思想,将充分尊重民法之私法性、维护行为双方意思自治等理念灌输到法律中去;另一方面则从公法与私法关系、效力判断的理念基础等方面进行价值与制度的具体重构.     

中国船舶扣押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

中国船舶扣押制度经历了以行政命令为基础到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船舶扣押再到现在的司法扣押制度三个过程,2013年的《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船舶扣押制度,但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从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嬗变谈起,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有关完善建议,对申请人、被申请人、船东以及相关部门就其适用的有关法律制度中的操作问题提出见解,讨论中国船舶扣押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出贡献。     

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确立与限制

从沉默权的渊源及法律内涵出发,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应坚持个人本位的法律价值观,建立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确立沉默权制度,既要维护人权,又必须兼顾我国司法实际,做到制度确立与限制同步,以真正实现利益与正义的平衡。     

我国刑事悬赏制度立法的构想与现实

刑事悬赏是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项制度,近三十年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起着辅助刑事司法机关追究和惩罚犯罪的重要作用。刑事悬赏制度应当在立法层面上确定其程序法的地位,从而完成该制度从法律空白化到具有现实性的法律化。当前,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法律化问题重重,必须进行该制度的立法体系设计,以期将立法的构想转化为现实。     

从工伤事故中谈第三人民事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

工伤保险责任与第三人侵权责任的竞合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现象,由于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并不完善,致使在司法适用中出现了许多法律难题。在实践中,存在一种因第三人侵权而导致的工伤事故。在法律救济层面,主要涉及工伤保险补偿制度与人身伤害的民事侵权赔偿制度。然而,依据不同的情形和程序规则,选择适用两种制度可能会导致民事侵权责任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因地域差别不同,对此问题的解决模式亦不相同,该问题与其自身的社会制度、立法、司法实践和传统文化相关联。遵循我国法律制度的立法初衷,将现行法律规范解释为补充模式更为科学。     

刑法的根基:人类的基本感情——读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

人类的基本感情源于人性,即人类的基本需要,其核心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任何法律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感情为基础而不能与之背离。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自人心、合于人性的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真正的法治只能是人心之治、人性之治、人情之治,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严格按照法律的字面规定来办事与人类的基本感情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能以人类基本感情为限度、为依据来理解解释法律,而不能作出明显违背人类基本感情的司法判决。唯其如此,法律才可能为老百姓所接受,才尽可能得到大家的遵守与拥护。因而,刑事司法的主线应当是"法融于情",所谓的"法不容情"只不过是"恶法亦法"的诡辩。     

论公司商业机会的认定标准

公司机会规则是英美法系公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我国200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将"公司机会原则"正式引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填补了一项法律空白,但如何将这一复杂的制度成功移植到我国的成文法体系,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一规则,将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船舶扣押存在问题及解决途径简

中国船舶扣押制度经历了以行政命令为基础到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船舶扣押再到现在的司法扣押制度三个过程，2013年的《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中国船舶扣押制度，但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上仍存在很多问题。从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嬗变谈起，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提出有关完善建议，对申请人、被申请人、船东以及相关部门就其适用的有关法律制度中的操作问题提出见解，讨论中国船舶扣押问题的解决途径，以期对中国船舶扣押法律制度的完善做出贡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异姓养子权利之变迁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伊始通过民法典亲属编确立了近代收养制度,彻底废除了收养制度之一的"立嗣",不再把收养制度与宗祧承继联系起来,而在法律文本上完成了异姓养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司法层面,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通过判决例、解释例补充民法典亲属编有关养子的规定。立法和司法逐渐融合,一改北洋政府时期异姓养子之立法与司法断裂的局面,使得传统固有法中的"乞养"终于在西方私法理念的影响下,变为近代民法意义上的收养制度。     

WTO对我国税务行政诉讼制度的影响

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法律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在WTO加入议定书中向WTO其他成员承诺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是司法审查的主体,并实行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我国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与WTO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但仍存在不足和需完善之处。为了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各项有利条件和权利,并履行"入世"承诺的各项义务,以赢得各成员国的全面信任,我国必须对税务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司法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

我国移植和借鉴了西方法律制度,建构起了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并形成了现代的法律思维。但是,我国公众的法律思维没有随着我国法治的现代化而根本改变,仍然受我国传统法律思维的影响,进而阻碍了现代司法理念和制度在社会中的运用。为了更好地解决纠纷,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裁判的社会可接受性在我国现代法律思维与传统法律思维仍然冲突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