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编诗的“忠孝”色彩

清沈德潜作为乾隆在诗坛的代言人,其编选的诗集有着浓厚的忠孝色彩。他以编诗为重振诗教的途径,并以事父事君为旨归,要求诗歌行文立言,温柔敦厚。尤以杜甫为最高审美准则,鼓吹忠孝。     

沈德潜古代诗歌鉴赏评说

以沈德潜的古诗鉴赏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方法,对其古诗鉴赏所采用的评点、分时和分体、总评和分说等鉴赏方式进行探析。认为他的古诗鉴赏具有阐发诗教观念、指示诗之法式、援引前人观点、比较其它诗篇、锤炼鉴赏语言等鲜明特点。在此基础上,指出沈德潜的古诗鉴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沈德潜选诗：选本的定位及其价值生成

沈德潜对《唐诗别裁集》等选本有明确的定位：确定经典作品、作家,为＂初学者＂、＂学诗者＂提供最佳的范本。从这种定位出发,沈德潜一方面坚持中国主流的诗学传统,确立了＂温柔敦厚＂的选诗标准,强调诗具有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选诗实践中,沈德潜又对＂温柔敦厚＂进行改造,使之由伦理原则转换为选诗原则,为此,沈德潜有意弱化＂温柔敦厚＂包含的政治、道德内涵,他反对将文学与政治、＂诗教＂与＂政教＂混为一谈,也反对以＂人品＂代替＂诗品＂。沈德潜编定的系列诗歌选本强调诗的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总结并完善了中国传统主流诗学,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略论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案的发生,不仅是爱新觉罗王朝文化专制强化的结果,也与沈德潜所秉持的“以诗存人”的编纂原则有关,诗选中诸多触讳之处均由此原则而产生。沈德潜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对扭转清前期以来诗坛以名位交游为重的风气,大有裨益,也使《国朝诗别裁集》成为真实呈现清前期诗坛景观的重要选本。     

沈德潜《古诗源》的价值

沈德潜《古诗源》(中华书局,1975年版)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选本,探本求源,以史存诗,反映了唐以前诗歌发展的脉络轨迹及各个时代诗歌的创作成就,其功不可没,具有很大的价值。一、探本求源,展示源流新变沈德潜认为,诗至盛唐极盛,但唐以前的诗正是唐代和后世各代诗歌的源头,所以,在     

沈德潜集外诗文辑录

《沈德潜诗文集》是迄今收录沈德潜诗文最完备的文本,然仍有遗漏。清代典籍如《吴兴诗话》、乾隆《宝坻县志》《蒲溪吟社三家诗抄》《丹橘林诗》《南华山房诗钞》中皆有沈德潜集外诗文的存留。现标点整理如下,并略作考述。     

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以《说诗晬语》为中心

《说诗晬语》作为清代诗论体系建构中的鼎力之作,内中充分体现了沈德潜对于诗歌本体功能的认知与恢复,以及诗歌创作经验的秉承和创新方面的独到见解。沈德潜提倡主情的儒家诗教观和主"格调"的诗歌创作观,以此来恢复当时日渐衰落的诗歌正统。他在诗歌创作的体裁与声调等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通变思想,尤其是注重"活法"的思想,为当时僵化的诗坛创作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这也正是沈德潜诗学思想的价值及意义所在。     

论中唐咏史诗的现实关怀及艺术表现

中唐咏史诗注重现实关怀，其睛绪并没有像怀古诗那样伤感，而是逐渐趋于冷静与理性。在题材的选择上，对中唐王朝的兴衰更替表现出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及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中唐咏史诗由于其创作素材的特殊性，与其它类型的诗作相比较而言更具有自身的独特艺术表现方式。     

论沈德潜的宋诗观

面对宋诗，清代“格调说”的盟主沈德潜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他自言“未尝贬斥宋诗”，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对苏轼、陆游等宋代诗人大加赞赏。在《清诗别裁集》中，沈氏也选了不少有宋诗风格的作品。但同时，沈德潜又坚定地保持着以唐诗为尊的立场。面对宋诗，沈德潜的根本态度是：宋诗可以存在，但只是在以盛唐为尊的基础上对诗坛的一种补充；宋诗也不是不可以学，但必须做出一定的限制，绝不能让学习宋诗成为诗坛的主流。总体来看，沈德潜之所以能成为清代“格调说”的盟主，原因之一正在于，他以较为合理的方式给宋诗以适度的生存空间，从而为盛唐之诗、为“格调”保留了更大、更确定的空间。     

姚培谦诗教刍议

姚培谦一生尊奉程朱理学, 与当时的理学名家多有往来, 与诗教论的倡导者沈德潜过从甚密, 思想上互有激荡。其所生活的时代, 于有清三百年间最为鼎盛, 文化昌隆, 理学独尊, 诗教振兴。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姚培谦论诗积极主张诗教。他通过著诗话、编诗选等行为表明了自己的诗学态度, 即愿意同官方思想及主流话语保持一致, 提倡温柔敦厚和清真雅正的诗风。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价值取向的一种典型。     

论叶梦得的山水情怀与山水词

叶梦得受故乡湖州山水的滋养,并深得中国传统山水文化浸润,陶铸成高雅脱俗的山水情怀。他经营山水园林,又广泛游历,山水赏悦始终是他的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以较多的词来记录这一生活内容,写山水景物和山水情趣,使他成为北宋苏轼以后到南宋张孝祥、辛弃疾、张炎等的山水词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词人。他以自己特有的审美情味和与之相应的文笔写山水而形成的清逸词风,成为他的全部词中最耀眼的特色,也是在全宋词中据一席之地的标志性风格。     

“家园体验”与陶谢田园山水诗的文化差异

在处理人与自然及社会关系的诗学命题上,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性质：田园富于人间情味,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和谐;山水则突出远离人寰的荒野性质,诗人游赏其间凸显出主客关系的紧张。这与其个性化的家园体验有关：陶在躬耕归隐的田园人生中重构价值依据,获得生命的安顿;谢则徘徊在山林与朝廷之间苦苦寻觅精神的归宿,在情理冲突中提炼出山水幽奇之美。正是这种家园体验的差异造成了田园、山水不同的审美风貌。     

从《国朝松陵诗征》看袁景辂的诗学观

《国朝松陵诗征》集中体现了袁景辂的诗学观。重诗意的创新和个性化,打破唐宋门户之争的偏见,主学问修养,倡比兴寄托,要求风格多样化,作品自然本色。其整个诗论继承了其师沈德潜的诗论精义和优点,固然有“格调说”的影子,但对其消极和保守也有所突破和超越。其论诗内容丰富,于后人评诗作诗颇有裨益。     

挽歌·哀歌·战歌——以诗歌为例论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诗人、翻译家、学者穆木天对中国新文学——尤其是东北新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诗歌创作以1931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提倡＂纯粹的诗歌＂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不可或缺的存在;后期受时代的感召,成为为民族解放摇旗呐喊的战士。考察穆木天的生平创作道路,对他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成为他创作内源性因素的是故乡东北大野,是他的＂东北情结＂。笔者以穆木天诗歌为例,从风格的变化、意象的选取、情感基调等方面论述穆木天的＂东北情结＂。     

论何焯的王士诗歌研究

王士禛作为清初诗坛圭臬,对其诗歌理论及创作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何焯是清初考据学开风气的学者,开乾隆以来考订之风,治学范围涵盖经史子集,学术成果主要保存在大量的批校本中,堪称评点大家,他对王士禛的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研究主要保存在其所批校的《古诗选》及《渔洋精华录》中。何焯论王士禛诗重在揭示其诗作风格及其渊源所自,分析王士禛诗歌中集前人之大成的创作轨迹,从而对王士禛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点形成比较完整的历时性认识。强调温柔敦厚是王士禛与何焯诗学思想的共同之处,体现了康熙盛世之治对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     

《唐诗别裁集》立足儒家文学观的持守和突破

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对唐诗的选择是从宗旨、体裁、音节三个层次进行的,其中"宗旨"是首要的决定性的因素,体裁、音节是不可或缺的诗歌美的因素,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尽善尽美"文学观的更具体的规定.沈德潜在自身所处的学术背景中,从宗旨和审美特征两方面对唐诗进行"别裁",将"鲸鱼碧海"、"巨刃摩天"的高格壮响确认为唐诗的主流美学特征,并对以李、杜为宗的唐诗艺术个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立足儒家传统文学观,<唐诗别裁集>以其新颖风貌在唐诗编选领域奠定了自身的独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