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卫生方》辨证治瘴的学术特点

《岭南卫生方》为宋元时期研究岭南地区流行性疾病瘴疟的专著,该书根据岭南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以及其对岭南人体质的影响,指出岭南地区天气炎热、雨湿偏盛的气候形成了岭南人阳气不足、上热下寒、阴湿偏盛的体质特点,阐述了岭南瘴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并因地制宜地提出温中固下、芳香化湿、和解正气的瘴疟辨治方法。其辨证治瘴的学术特点充分体现了岭南医学的创新性、地域性和实用性,为岭南医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理论基础。     

清代中后期岭南地方故事集

清代中后期岭南出现了一批地方故事集,目前可见的有6部,包括《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粤小记》、《粤屑》、《越台杂记》。这6部地方故事集彰显岭南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及岭南各阶层人民的美好品质,抨击岭南官吏的残暴和官场的腐败,描绘岭南民间疾苦,批判岭南社会丑恶现象,记叙岭南民间奇幻故事。这6部地方故事集在艺术上各有独特之处,《粤屑》、《粤小记》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这6部地方故事集对后世岭南小说、戏曲,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岭南文化中的科学精神探析

岭南文化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开拓进取精神以及高效务实的精神品质,这些为岭南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石,提供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岭南文化为岭南科学家的独特精神气质、独特的研究方式、研究对象以及岭南科技的繁荣等都有重大贡献。     

略论岭南移民及其对岭南陶瓷发展的推动

历史上先后有五次移民岭南的高潮。移民加快了岭南的开发和汉越文化的融合,促进了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移民带来了北方陶瓷发展信息和技术、陶瓷生产方式,给岭南输送了发展陶瓷的生力军,使岭南陶瓷得到极大的发展。陶瓷原材料丰富、水力充足、交通便利和商贸发达以及有悠久的外贸传统,是移民促进岭南陶瓷发展的优越条件     

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     

论六朝时期岭南的佛教及其与官僚士商的关系

本文从岭南高僧、官僚士人及商人三个群体入手，简略考察了六朝时期佛教在岭南传播的情况。笔者认为，六朝时期岭南的高僧有着流动频繁、重译经创寺而不重佛教义理探讨的特点；岭南的官僚文人热心佛教的较少，而岭南商人则由于在从事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最早接触佛教，对佛教在岭南的传播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商人阶层信奉佛教，主要出于功利目的。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当时岭南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是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加上岭南地区传统的务实精神的影响，使涉足岭南的中外高僧难以长久停留，也使佛教在岭南地区难以向上流社会推进。     

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

岭南是唐朝境内有关奴婢记载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唐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六朝以来岭南"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部族制、奴隶制的残余,是岭南奴婢问题严重的历史根源.作者还认为,唐朝中、后期在岭南所推行的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岭南"溪洞"社会完成封建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清代岭南与岭外词人交流考论

清代岭南词人与岭外有着不断的词学交流,这对岭南词有积极的影响。首先,词学交流促进了清代岭南词人的成长与岭南词的发展。另外,这种交流有助于清岭南词人与岭南词地位的提升。再者,词学交流还对岭南词风的嬗变有重大的影响。     

试论秦汉王朝对岭南战争的影响

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越人的战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战争,从客观效果来看,战争总体上起到了一种开路的作用。伴随着战争的影响,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得到了开发,大大加快了岭南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进程。第一时期的战争给岭南地区带来的主要是政治影响,即把岭南纳入内地王朝的正式版图,使之与内地在政治制度上保持一致,即是解决岭南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第二时期的战争影响除具有巩固政治影响的作用以外,更多地显示出了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即改变岭南地区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原始习俗。     

岭南地方性经验的文化基因——试论当代岭南文学的言说方式

岭南方言是构成岭南文学独特地方性经验的重要文化基因。地处强势方言区的岭南文学创作深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形成了具有地方文化色彩的文学言说方式,在风格、形式、内容等方面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从“地方性经验”角度考察粤方言影响下的岭南文学语言策略,有助于析出岭南文学言说方式的基本特点及其独特价值。     

彝族地区3-6岁幼儿父母教养方式调查分析

本文采用问卷法随机抽取彝族地区386个幼儿及其父(母),测查父母对幼儿所采取的教养方式状况。分析认为,彝族地区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严厉”随幼儿年龄增长而增加;彝族父母所采取的消极教养方式多于汉族父母。因此,作者建议彝族地区父母尤其是彝族父母对幼儿多采取“情感温暖与理解”、“偏爱被试”等积极教养方式,少用“惩罚严厉”、“拒绝否认”、“过分干涉过分保护”等消极教养方式。     

少数民族地区汉族移民宗教信仰研究——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为例

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是一个以蒙古族人口为主体,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建制镇。生活在巴彦浩特的汉族人口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迁徙而来的移民。巴彦浩特镇汉族移民的宗教信仰呈多元化态势,但汉族移民对宗教文化的价值认同度总体较低。宗教信仰对于大多数汉族移民而言,不是因为其神圣性,而是由于其灵活性与功利性。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汉族毒蛇禁忌习俗研究

我国汉族普遍对毒蛇持禁忌态度。汉族毒蛇禁忌习俗源远流长。人们将蛇列为五毒之一,将毒蛇视为对人类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自然力量的代表。汉族许多习俗都与毒蛇禁忌有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习俗都属于毒蛇禁忌的范畴。正是在这种毒蛇禁忌习俗的基础之上,在某些特殊场合,汉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图腾崇拜性质的崇蛇习俗。不过,汉族崇拜毒蛇仅仅限于利用毒蛇来避邪御凶。这种崇拜是由对毒蛇的禁忌转变而来的。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文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从联邦制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转变过程。作者指出,造成民族政策转变的原因在1983年李维汉同志给中央领导人和邓小平同志的信中有说明,一是由于我国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杂居和交错而居,二是我国是在党领导下各民族平等联合建立的共和国,没有经历民族分离。此外,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和建国前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也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奠定了基础。     

黎族文身传说的发生与史学价值

黎族文身传说之所以如此众多，是因为文身发生的场景融进了时代内容，加上汉人记载过程经历了传闻、观察和调查等阶段。今天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诸多传说中探究黎族文身产生的真正根源上，其他传说被作为不真实的内容排除掉了。但事实上，这些传说都是黎族不同时代的产物，融进了黎族不同时代的内容，具有历史价值。论题主要探讨黎族诸多文身传说的史学价值。     

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

“生黎”与“熟黎”是宋代以后记载黎族史实的汉文史籍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词汇，它反映的是古代汉族文人士大夫对古代黎族内部不同族群的认识。论题从“生黎”与“熟黎”的出现、“生黎”与“熟黎”的特点、“生黎”向“熟黎”的转化、“生黎”与“熟黎”的分布四个方面对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进行深入的研究。     

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管窥———以海南四个黎族村寨为视 点简

在黎族这个特殊的法治语境中,作为调整黎民婚姻关系的习惯法,至今仍在影响着黎族男女的婚恋观。但由于经济因素、历史传统、伦理观念、地域特点等多重因素,使得黎族婚姻习惯法与国家法在婚姻缔结方面存在着诸多冲突。     

苏轼族类生命意识的来源与特征

族类生命意识区别于"爱国"的政治概念,是人类所共有的,包括族类生存与发展双重含义,并可以脱离国家的政治依托而独立存在的文化概念。中国历史延续至宋代,与中原王朝跨入后期封建社会相对应,汉族与周边民族的政治军事关系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逆转,汉族在与周边民族争取政治生存空间的过程中逐步走向劣势。亲身经历着这一历史过程的苏轼在这种民族关系环境的刺激下,结合汉族原有传统中的族类生命观念,以及家学渊源,对汉族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的生存与文化发展的可延续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不为空言的特点,诠释了他自己以汉族为本位的族类生命意识。尽管苏轼的这种族类生命意识在北宋时代还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但在今天世界文化交融日益紧密的形势下,对以"中华民族"为整体概念的宏观性族群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交流,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

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