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仁礼合一说

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两个基本范畴,仁礼关系是孔子学说的基本关系.在传统礼乐文化中发现仁,复引仁入礼,以礼释仁,赋予礼乐文化以真实意义与内在价值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创建了以仁为本源,以礼为表征,仁礼合一的思想系统.在这一思想系统中,礼是孔子对传统的继承,仁是孔子的创辟;仁是内在原则,礼是外在规范;仁是绝对的,礼是相对的;仁是常道,礼是变道.从纵向上讲,孔子的仁礼合一是继承与创新的合一;从横向上说,仁礼合一是内在原则与外在表现形式的合一.宋明儒者视礼为理,乾嘉学者以礼代理,都使礼由相对变为绝对,从而使礼由陶冶人性情的缘饰品变而为束缚人性正常发展的桎梏.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是孔子开出的儒学发展的正途.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论礼乐制度的实践本性

礼的制度设计是靠人的社会活动得以实现的,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礼的实践性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作为礼仪制度的承担者,有把外在礼仪制度内化为人的德性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成就德性的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原始生命得以扬弃,文化生命得以升华。“学”与“教”是推行、灌输礼的有效机制,礼的形上本源价值与礼的繁文缛节具有不即不离的性质等方面。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荀子“天”论思想探析

荀子把"天"界定为自然意义上的存在,这种界定除了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天人相分外,还意味着天道相分.天道相分使天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宗教巫祝色彩和道德价值意蕴,把人从掺杂了各种人为赋给价值的天中解放出来并成为价值的主体.然而道并没有从荀子思想中消失,而是转化为礼,对人性和社会发挥着道德调节作用.荀子的这种天论思想直接决定了其思想路径,决定着其性论和礼论思想的产生,并且预设了人之于自然、人性自身和社会的价值投射.     

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

在具体的礼典仪式中,无论是礼器,还是礼的仪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它是构成践礼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任何单方面强调礼数的优先性,或礼意的重要性的观点,都是片面的。践礼主体的人,作为礼仪规则的表现者,他与礼的数度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礼数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礼的完成。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相符、与其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     

北宋礼学的转向——以濮议为中心

濮议是融礼仪、礼制、礼意、礼经为一体的礼学争议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意义,可以获悉北宋儒学思想发展的新动向。司马光等人从维护皇权专制统治出发,强调"礼"具有的社会规范价值,以及对于维持尊卑等级结构的现实意义。欧阳修等人则从"礼"赖以存在的基础着手,彰显"礼"的人性本质,突出"礼"的内在精神实质与外在表现形式的相依关系。程颐从宇宙自然秩序入手,提出"天理"是"礼"的根本所在,坚守"礼"的伦常本位,对礼学融入理学的历史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春秋战争礼考论

春秋时期虽有“礼崩乐坏”的趋势 ,但实际上周礼传统仍然在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 ,规范着他们的言行。春秋战争中是否存在着礼 ,一直存讼不休。子鱼、墨子等人否定战争礼的存在 ,而孔子、司马迁等人则肯定战争礼的存在 ,并对坚持战争礼的宋襄公给予很高的评价。考绎春秋历史 ,诸如师出有名、师不伐丧、不伤国君、不杀厉等等 ,无不证实了春秋战争礼的存在。春秋战争礼的存在 ,不仅关乎各邦国之间的邦交关系 ,也对春秋社会结构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与张载之间:礼学的主要倾向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和张载都重视"礼",他们所讲的"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从"天人二分"的思路和对现实人性的关注出发,荀子认为礼出于"伪",是圣人的制作,是对人性之"恶"的对治,并注重礼从政治制度建设到社会规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侧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张载认为礼本于"理",是天道本然的体现,是对人性之"善"的成就,并注重礼从个体道德的修养到社群行为规范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具有侧重道德自我约束的较为浓厚的教化意味。荀子和张载对"礼"的理论认知与建设理路,对当今治国理政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

在先秦礼学中,人们将世间的器物划分为祭器与养器两种类型,这是基于神圣与世俗两重世界的理论;而将礼器分为祭器与明器两类,则是依照存在人与鬼神的两个世界的理论。周人在死者的随葬品中,兼用这两种器具,正是灵魂禁忌潜在地表现出理智与情感两种矛盾的反映,礼的器具下蕴含着深刻的礼意。礼意依存于礼器的朴素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于道器关系的沉思。     

王阳明崇礼理念与礼之践行思想探析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但其礼学思想本质上是实学,具体表现为礼之践行层面。王阳明礼之践行思想主要表现为五个层面。崇礼：开口向人谈古礼;解礼：阳明认为礼根于心而一本者也;习礼：导以德而训以学;修礼：慎独先行与正心修礼;践礼：动容中礼与礼简易行。阳明礼学思想中的解礼、崇礼、习礼、修礼、践礼五个层面最终是为了礼之践行,凸显了阳明礼学思想的经世致用性与实学特质。     

中国古代冠礼的道德意蕴

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作为一种伦理制度,一直支配着传统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并起着化民成德的作用.有"礼之始"之称的冠礼在古代中国地位非常重要,它在帮助个体顺利跨越人生的不同阶段的同时又引导其进入礼的社会语境.冠礼是以仪式为载体的"成德之教",通过具体而生动的礼仪活动来启发和教育个体,为社会培养合格的社会成员.冠礼具体仪节所蕴涵的道德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先秦儒家美学中的“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儒家已经开始把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礼仪”与反映礼的精神实质的“礼义”相区别,以仁释礼,礼乐结合,内外一致。“礼”也就超越了实用与功利的目的,逐步转向审美。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王夫之礼学思想的特色——以“濮议”论为中心

通过分析王夫之对礼学争议"濮议"的评述,可以看出王夫之的礼学思想既有突出"礼"的人性情感基础的一面,同时又不乏对礼学政治规范价值的充分认识,使其与宋儒礼学思想之间既呈现出差异性,又有一定的相似性,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活动空间。     

礼文学正名、祛惑与有关原则

说明什么是礼文学,历代礼文学众多作品的客观存在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存在的解读历代文学作品时发生的礼类错误应该引起关注,对礼与情的关系应有恰当的理解,并指出解说礼文学必须坚持的原则:对礼文学作品创作背景、作者、作品主旨以及主要内容的解说-概求真务实。     

礼乐百年而后兴（上）——礼与清代前期政治文化秩序建构

为了消弭因明清更迭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寻找适合新政权掌控的有效治理模式,清统治者经过一番艰难抉择,逐渐意识到礼之于政治和社会的重要性,遂对传统礼文化加以新的审视,进而从思想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探寻和制作。经由顺、康、雍三朝的酝酿,至乾隆朝而形成规模、系统,其影响则一直持续到清季。清廷的此一取向,既缘于其政治文化治策调适和君主专制集权强化的需要．也是对传统“制礼作乐”理想之治的新尝试。其利弊得失,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反思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