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虽然在西周时期就已实现＂人文转向＂,但真正揭明＂性与天道＂而确立儒家哲学基础的则是孔子,孔子对于儒家思想的建立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儒家的＂轴心突破＂即是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这个＂突破＂不是此前的＂人文转向＂,而是从生命精神的根源上建立人文根基的＂哲学突破＂。此＂哲学突破＂在孔子自己称为＂道＂,亦称为＂仁＂,深层内涵为《论语》中的＂性与天道＂问题,其内容包含有形上学本体意义,由此开出了融合生命、家庭、社会和天道的儒家之道。孔子之前的儒家文化特质以＂礼乐＂为核心,孔子之后的儒家文化特质则转为以＂仁义＂为核心。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从《论语》看孔子的“乐” 与“哀”

维特根斯坦曾以“哀”与“乐”概括生命的本质,在他看来, “喜乐”的情感显露生命当有的样式, “悲哀”的情感则昭示生命需要转化的本质。据笔者考察,在《论语》中,孔子是通过“乐”与“哀”这两种情感理解和经验生命的本质。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中国哲学重生命,读者自然会追问其所关注的“生命”当如何理解。本文将通过追本溯源的方式,考察《论语》中孔子如何论及“哀”与“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回应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如何理解“生命”。最后,以孔子可能有的立场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生命”本质的理解。     

形上审美与价值同构——方东美生命美学的本体论解析

方东美的生命美学以美善价值重建为中心。为了给中国宇宙和人生中的价值属性寻求稳固的先验根基,突出中国文化的优势,他提出了"普遍生命"这一形上价值统会本体,建构了他的形上审美观和美善价值同构的美学理念。他的美学理念实现了对生命的深切观照,解决了人生的价值依托问题,把握了美学的终极意义。由于受柏拉图价值统会观的影响,其美学理念带有明显的西学特质。     

朱谦之哲学思想梳要

朱谦之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提倡无政府主义虚无哲学，20世纪20年代将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孔子儒家哲学糅合，倡导唯情哲学，以与唯科学主义相对抗。三、四十年代则以生命哲学为理论武器，建构其独特的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呐喊，在现代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孔子的“仁”与苏格拉底的“善”之比较——兼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

世界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和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哲学,它是各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孔子哲学抱有偏见,事实上,孔子的哲学范畴"仁"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范畴"善'互有同异。孔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黑格尔对孔子哲学的偏见主要缘于他对中国汉语文及孔子哲学的不了解。     

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论方东美生命本体论的创建

方东美的生命本体论是在融摄西方生命哲学、会通中国哲学《周易》和《中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早年融摄西方的过程中，他在吸收柏格森、尼采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生命哲学的取向，但也造成了理性与非理性、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转入中国哲学研究之后，在《周易》和《中庸》的“生生之德”与价值理论的启发下，他修正了早期的矛盾观念，确立了“普遍生命”这一最高概念，并为普遍生命规定了生之理、爱之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之理六大构成要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具有机体主义特征的生命本体论思想。     

牟宗三与“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将中国哲学定位为"生命的学问",以对比于西方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西方哲学以"知识"为中心;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西方哲学重客体性;而中国哲学之中,儒家特别注重"内在道德性"。傅伟勋也同意"中国文化是以生命的学问为主"之说法,但另外提出"学问的生命"之说,以期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然而吊诡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所为,主要是哲学思辨的工作,属于傅伟勋所说的"学问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的吊诡,牟宗三有所自觉,而强调:哲学思辨虽是耗损生命之事,但却是社会与时代所需要的。     

共命慧与圆融美——方东美哲学理境探赜

方东美哲学体现了融贯东西,涵摄众家,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特征,代表了中国哲学在现代条件下寻求重建与发展的一种尝试与方向.他通过比较哲学研究,最终回归于中国文化本位.因此,他重建中国哲学传统的工作具备了世界总体文化的宏阔背景,有着深远的文化意蕴与现代意识.他强调讲中国文化传统应该诸家并重,虽然他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主脑,但他并不赞成定儒家为一尊的作法,尤其反对"道统"观念.他不同意"接着(宋明儒)讲"的路线,而是把眼光投向中国哲学的原点.他的生命本体哲学的标出,表明其哲学创构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熊十力：以经学为基础的新儒家哲学建构——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十力《读经示要》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传承传统经学,以经学为学术基础,返本开新,重建儒家道统、学统、治统,建构新儒家哲学体系,直接影响其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第二代新儒家,推动当代新儒学达到高峰。在道统方面,他以《六经》为本源,《四书》《孝经》为衍流,以阐发经典常道为主,重建道统。在学统方面,他认为义理、经济、考据、辞章四科可以为六经摄尽,以六经为主,旁及诸子、道佛、西学。在治道方面,他阐发六经言治之义：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终之以群龙无首。在境界方面,他提出学贵立志,向往圣贤境界,由下学而上达。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道统与政统——曾国藩政治伦理思想探本

曾国藩留存的诸多文字言论,蕴涵着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探本溯源,曾国藩仕宦生涯中矢志不渝所诚挚信奉、躬身践行、聚力维护的,就是儒家的道统与清廷的政统。围绕着道统与政统这个核心,曾国藩在为官治军实践中极力倡行礼治德政、经世致用和人才兴政的政治伦理主张,试图通过自己的体悟开化,为道统与政统的延续寻求某种定力或门径。     

朝鲜朝儒学独尊下的女性境遇

朱子学是在高丽末期传入朝鲜的，但直到朝鲜王朝建立，才取代佛教而跃居于独尊的地位。统治阶级为了广泛传播性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根据朱子学的价值观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直到人们的个人生活都进行了规范。立足于性理学的名分论与正统论的儒学思想不用说在比较保守的儒者、两班社会，就在普通庶民社会都得到广泛普及，自此，女性所受束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妇德与贞节成为女性操守的两大束缚。     

傅斯年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他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有紧密的联系。对他的民族思想进行研究,是深化傅斯年研究的需要,对全面认识傅斯年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他坚决反对外敌侵略,力主全民族团结抗战;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中华民族内各民族平等,热切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傅氏的民族思想是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和批判地继承。     

习凿齿与王夫之的三国正统论比较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史学史中频繁遇到的问题，许多史学家在撰述历史时都要花费笔墨去论证王朝来源的合法性、合理性。习凿齿和王夫之在分析三国及以后的历史时，处于不同的时代，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撰写专文讨论正统论，在历史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二人正统论的异同，对于我们正确看待古代正统论的核心问题、主要观点及其流变有一定的意义。     

正统论与黄宗羲的史学

黄宗羲的正统论受到欧阳修的影响。他提出正统至元代断绝,为了正中国之统,主张重新编纂《宋史》。正统论还影响了其学术思想,体现为反对《明史》设立道学传,并强烈排斥佛教。     

荀学与儒家的学统和道统

由于受传统和历史的影响，学术界对荀学的性质和定位，仍然存在着问题。无论是从儒家学统上还是在道统上，荀学都是孔子儒学的承继者和光大者，是毫不动摇地维护和弘扬儒家学术知识统一理想及人格和社会政治理想的重镇。     

"尊孔"与"释孔"的悖论——兼及韩愈与道统

儒学在释义与发展过程中遇到“尊孔”与“释孔”这样一对矛盾,形成各种学说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孔子而后,由谁接续道统,聚讼不休。这一状况结束于韩愈。韩愈梳理出一条明晰的道统:道统始于尧、舜,而后依次为: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然而韩愈提出道统,自己却未被续入道统。这是因为统治者只需要假儒学,不需要真儒学。     

孟子后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兼论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的确立

唐代至宋代道统说内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迥异。这主要和韩愈提出的道统“不绝其传”还是“不得其传”的阐释理路有关。如果说宋初之前学者主要是倡导“不绝其传”的话,自二程至朱熹则奠定了道统“不得其传”的一面。如宋初柳开、孙复、石介等人均还是以“不绝其传”为依据建构儒家道统谱系的,皆以道统后继者自任。至理学兴起,程颐等开始倡导道统“不得其传”说,道统上接孟子,度越汉唐,以孟子传道者自任。至朱陆争胜门户,朱熹方奠定了理学道统“不得其传”说。究其源,最初韩愈认为孟子后儒道“不绝其传”——韩愈对荀子、扬雄等都非常重视,时人曾以韩愈比附扬雄,改为“不得其传”后,一字之别,造成了不同的阐释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