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文学观

两汉以前,我国没有文学理论方面的专门著作,文学思想是包含在整个学术思想之中的.司马迁也没有建立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如果细读他的《史记》和《报任安书》,便可以发现司马迁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卓越性.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总结司马迁的文学思想,对发展我们今天的文学事业,仍然不无裨益.     

司马迁经济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地位

司马迁不但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经济思想家。作为一个史学家、文学家,他受到历代学者的推崇;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家,他遭到的却是历代封建文人的批评和责难。对于他的经济观点,有的大加鞭笞,有的曲解阉割。直到近代,司司马迁的经济观点才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充分肯定。但是,他们又严重歪曲了其原意。司马迁作为一个经济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同其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一样,“究天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     

刘向文学思想浅探

西汉时期,文学思想尚未独立,但已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依附于社会思潮的文学思想,逐步发展了起来。作为西汉后期的一名博学大儒,刘向亦在继承前代文学观念的基础之上,于其著述中体现了明确的文学思想,对于文学的性质和作用,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还提倡“文学有别于经学”以及妇女文学的文学思想。     

试论李渔对公安"三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以反对前后七子复古著称于世的公安“三袁”的文学思想对包括李渔在内的后世文学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李渔继承并发展了公安“三袁”的文学进化论、“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进行文学创新、崇尚通俗文学等文学思想 ,显示了难能可贵的创造精神     

多维视野中的王蒙--"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学术研究等 ,都充满了独特的个性 ,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王蒙的“综合研究”、“小说创作”、“文学思想”以及“王蒙与古典文学”、“王蒙与新疆”、“王蒙与外国文学”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深化和拓展了王蒙研究。     

略论胡适的文学思想及其相关性

本文对胡适的文学思想作了较为全面完整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胡适文学思想中各种观念间的相关性，最后引出了胡适“五四”时期文学批评实践给我们今天提供的启示。文章认为，胡适文学思想超越了当时“为人生”“为艺术”两大派别，已意识到文学是一种复杂的本体，单一视角的切入，难以揭开其奥秘。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特质概论

中古道教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旁支,以道教宗教的色彩丰富了此时文学思想的宝库,其核心特质表现在：构建了神秘玄奥的“天文”观念,主张自然求真的创作态度,提倡质朴简洁的文学风格,把仙学与文学艺术结为一体。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本文通过对“家”和“言”的重新界定 ,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提出新论。司马迁自成的是史家 ,而先秦诸子中没有史家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不归属于诸子任何一家。司马迁具有史家特有的强烈的论载历史、保存史文的历史责任感 ;他首次就历史撰述宗旨和目的、历史研究要求和对象以及历史编纂方法等史学理论问题作了系统阐述 ,《史记》为后世历史创作提供了范式。司马迁之史家言 ,是“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文章还对这史家“三言”作了具体阐释。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历史编纂成就

司马迁的史识体现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撰述宗旨上。《史记》的记述以人物为中心,创立了新的成熟体裁,记载了众多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人物,这是历史编纂思想的一次升华。探讨司马迁的历史见识和《史记》历史编纂成就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历史编纂的深刻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论语》文本中隐含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三重意蕴

《论语》中远没有形成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孔子对“天”的态度已经明晰,他对其神秘性“敬而远之”,对其神圣性则“敬而行之”,体现在天人关系上,则隐含了多层次的“天人合一”思想意蕴,具体包含“天意人承”“天启人合”“天命人成”三个逻辑层次。在“天意人承”层次中,天是外在于人生命活动的神秘之天;“天启人合”层次中,人与天的神圣之德相合;“天命人成”层次中,神圣的天与人之间双向印证、双向成就。三个逻辑层次在文本中相融相就,为后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奠定了基础。经过后世儒者的继承与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并成就了今天中国担当精神的风貌,兼具理性积极的担当之勇、全面兼顾的担当之智、自觉自愿的担当之乐。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文本视阈下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研究——对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和现实观照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基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自然对人的主体作用和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及主客体统一,反对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形式的人类中心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劳动天性的压迫,揭示了资本逻辑使自然全面资本化、异化的事实,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人民立场,并对“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共产主义相统一”的理想社会形态进行了合理预设。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对新时代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从理论角度出发,通过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自然先在理论”;通过促进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相统一,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辩证统一理论”;从实践角度出发,通过发展“资源节约型”的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物质变换理论”;通过创新绿色生产的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劳动中介理论”;通过倡导低碳、绿色的新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价值矛盾理论”;从价值角度出发,通过彰显绿色发展的人民价值旨归,绿色发展理念坚持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人民主体理论”。     

略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特点及其成因

在《史记》中,司马迁用“天”和“人”来解释一些历史变化,包括政权兴衰、人生命运和自然现象等等。就其适用对象而论,他的“天”、“人”认识既不一贯,也不普遍。这个特点应归因于司马迁归纳的论证方式,也就是说,是由其史学家的特质决定的。     

魏晋南北朝道教身体哲学建设论纲

身体哲学是一种以身体为本体的哲学观。在身体哲学的视域下审视魏晋南北朝道教,其理论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根身性”特征。在神道设教的语境中,宇宙之存在、真理之体认、善恶之判别都与“身体”相缠绕,是身体“向世界敞开”的内在环节、必要条件。天道之落实、伦理之践行、仙道之体贴,都因进入“以身体道”的身体场景而获得了笃实的存在根据,并因身体展开的不同指向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身体特征。魏晋南北朝道教的这种“根身性”特征,基本上奠定了后世道教哲学思想构建的运思风格,使之沿着“身天一体”“天人感应”的整体趋向不断演变、发展。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再论司马迁的天人观

西汉前、中期,整个社会笼罩着一股天人感应神学思潮。作为史学家兼思想家的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为其撰写《史记》的宗旨,这自然引起后人对他的天人观的关注。纵观《史记》一书,无论是谈论王朝更替的历史大势,还是叙述具体人物的成功与失败,司马迁都充分肯定人为的作用,体现了一种重人事的思想。《史记》在一些篇章中,还对天道进行了质问,肯定占星活动与时代战乱密切相关,并对统治者求仙长生的荒唐行为做了揭露和刺讥,如此等等,都反映了司马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但是,司马迁重人事,疑天道,却从未否定过天命的存在。《史记》鼓吹的“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王权先天注定论和圣王同祖于黄帝的“报德”思想,肯定灾异之变与人事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怪诞故事的记载等等,都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天命王权和天人感应思想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宣扬的。因此,我们对司马迁的天道观要有一个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在肯定其重人事思想之积极内蕴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天人感应时代神学思潮的束缚。     

论西南少数民族的天人观及其现代价值

天人关系不仅是汉文化系统的主要问题,也是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思想所具有的内涵之一。西南少数民族先民对天与人有着丰富的认识,在天人关系上表现为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思想。特别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内涵,而且具有宗教神学的意蕴,为西南少数民族的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撑。这种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的宇宙图式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天人观的主旨是相一致的。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天人观的探讨,不仅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西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为现代社会的生态保护、养生理念、人生境界等方面提供了文化资源与借鉴,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