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论《四书纂笺》述朱与订朱兼具的学术特色

詹道传《四书纂笺》采用笺证形式,对《四书集注》作出了正其音、明其义、考制度、辨名物、究本末、补未言、列异说、辨错谬诸方面的考察,被称为"羽翼朱子而有功于圣门"。该书还就《四书集注》注音、字义、引文、史实、袭用古注、未及修改、两说冲突、与朱子它书说冲突等多方面之误提出中肯批评,体现了批判修正朱子的一面,四库馆臣认为詹道传"于《集注》舛误之处讳而不言"的论断实属不当。此正反映出"羽翼与修正"兼备这一元代朱子四书诠释特色为人所忽略之处。作为元代四书考证类晚出著作,该书对前人成果裁择颇丰,堪称元代疏证《四书集注》的汇编之作,它展示了《四书集注》对汉唐学术的继承,显示了元代朱子学者"学有根底"的笃实学风。研究该书对掌握朱子《四书集注》、理解元代朱子学、认识朱子四书诠释的考证路向,皆有积极意义。     

“四书”经典结构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察

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是继"五经"之后的又一中国儒学经典结构,对中国及东亚诸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四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外界的挑战而自身调整的结果,这与理学的形成、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从《四书辑释》的编刻看《四书》学学术史

元代理学家倪士毅绍其师业，撰述《四书辑释》，对宋元以来《四书》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元至正元年，其书由建阳刘氏日新堂初刻；七年又由倪氏本人重订完成，未及刊行；明初坊间出现了与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四书》类著作——程复心《四书章图纂释》的合编本。明永乐中胡广等纂修《四书大全》，以《四书辑释》为蓝本，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明宣德、正统间，王逢、刘剡在明初合编本的基础上，访得倪氏重订本，又参照元人的其他《四书》类著作，编成一部集锦式的《四书》讲章——《四书通义》。基于对《四书辑释》成书、重订及刊刻的考察，旨在探究其背后的学术动因和学术思潮，及其所折射出的宋元以降《四书》学的发展轨迹。     

元代科考程式“兼用古注疏”考论

元仁宗皇庆年间恢复科举,规定《四书》依据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诗》《书》《易》三经"兼用古注疏",《礼记》"用古注疏"。这一规定,有其特殊的学术渊源及学术缘由,与唐、宋、明、清皆有不同。其重要意义在于,"兼用古注疏"可以使"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使治经者必守家法,以求至当之归"。此一规定,一定程度上表明程朱理学的地位在元代尚不及明清那样稳固,也因此保证了元代学术"犹有研究古义之功"的宝贵品格。     

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述义

朱熹的《四书集注》开拓了儒家经学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相兼综的新型学风。《四书集注》的行世导发了四书经典本文与《四书集注》为双重研究对象的南宋四书学热潮。南宋四书学的经学文化史实表明:经学是依缘经典本文的诠释阐发之学;明经和经义是经学继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经学形式的变革有助于经典义理的时代焕发;经学是儒家塑造人的主体性资质的人文原理。     

张载的“四书学”

张载是北宋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张载之学是易学。不可否认，张载受了《易》的相当影响，但作者认为，他主要是依据儒家经典中的《四书》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因此，张载之学是“四书学”，而不是易学。     

《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四种变例

《四书章句集注》既有常例,又有变例。如果说“程子曰”是常例,那它有四种变例：一是见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两例“子程子曰”,既具有等值《读论语孟子法》的“读法”含义,更具有独尊二程理学的“道统”含义;二是见于《大学章句》的一例“程子云”,意在表明存疑地采借程子之言;三是见于《论语集注》的三例“程子曰〇程子曰”,以〇为标识,试图将句解、章指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注文区别开来;四是见于《孟子集注》的两例“程子又曰”,旨在提示前文由两人之言组成,其中一位必是程子。从《四书章句集注》表述“程子曰”的这四种变例看,体例问题是朱子四书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宗陆学派的四书学思想

南宋四书学是宋代理学的主流性学术活动,支持这一主流性学术活动的学派,一是宗本朱熹思想学说的宗朱学派;二是宗本陆九渊思想学说的宗陆学派。宗陆学派的学术践行主要是:陆九渊开创心学特色的四书学思想;学派成员自觉建树陆学的承传统绪;陆学师弟子发挥经典原理的学术精神。     

《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及反响

作为明清最重要的科举文体,四书文的趋向是国家政令与士林风气离合的突出表征。乾隆元年《钦定四书文》的编纂,不仅致力于确立清朝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而且取代了此前礼部、翰林院定期选刻闱墨的制度,以及促成“坊选之禁”的解禁。由于方苞、周日藻等编选者为江南士人,因此《钦定四书文》主要反映了江南士林的文章观念,并且宣扬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手法。虽然该书迅速颁发到全国各地的学宫,定为四书文的程式,但是随着“坊选之禁”的弛禁,大量出现的坊选闱墨更能反映不断变化的科场风气,而且卷帙较小,易于揣摩,反而取代《钦定四书文》成为“士子之矩矱”。这不仅违背了乾隆帝设制的本意,而且对四书文的流变与国家的选才用人均有深远的影响。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