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涨潮落：知青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知青文化是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现象。它特指知青这一代人,在他们的知青时代和后知青时代以文学、美术、音乐等各种形式进行的文化创作活动以及所创作的反映他们生命历程与诉求的文化产品与文化现象。知青文化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至今,其发展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其中从2008年开始的知青文化发展新阶段呈现出了鲜明的特征。     

文学是人学,不是神学——漫谈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

这一代在呐喊:我们需要人学“文学是人学”这个现实主义的口号已经提出五十多年了。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长期以来,却屡经艰危,特别是极“左”思潮、现代迷信盛极阶段,它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杀戮。到我们这一代人接触文学时,就很难从中看到活生生的人了,就很难看到可以信赖、可以向往的英雄了。而是一座座超凡脱俗的尊神,笼罩了我们的眼帘,扭曲了我们的心灵。这一代人强烈的求知欲,曾多少次呐喊:     

“岩”“年”“守”“艺”——杨志滨访谈录

杨志滨：我通过一段时间对于＂岩彩＂进行研究,感觉收获是比较大的。传统的＂岩彩画＂当中也非常重视线条的运用,同时还有平面化的处理方式,画面的意境。在我看来,＂年画＂同＂岩彩＂之间的气场上是相通的,如果非要用语言表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年画＂被国家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则重点放在了如何刻板，印刷上，对于“年画”的创作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视。我个人认为作为新一代的年画传承人应该将创作与当今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也是我们这一代年画传承人的责任。所以我萌生了拓展“年画”创作的想法，包括在材料上，技法上，题材上的拓展。     

芦川词与江西宗派诗法

张元干诗学江西,思想上也与江西诸人相近.南渡之后他援江西诗法入词,形成了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的新风尚;时代的巨变和个人遭际使他将感慨悲凉的情绪纳入歌词;为了加大词的容量,创作中他又大量使用经史子集以及佛典中的典故,从而形成了南宋词的一大代表性特征.张元干词的这一系列新变使他开南宋词坛一大宗--辛派词人的先河.     

肩起"爱"的大纛,运载众生的大地--浅谈冰心的"问题小说"

当我们回眸 2 0世纪中国文学时 ,有许多经典作家和作品都令人叹服。但也有一些作家和作品虽然排不上经典之列 ,却曾发生过深远影响 ,他们也是叫人无法忘怀的。在现代女性作家群体中 ,与世纪同庚的冰心便曾卓尔不群 ,她的名字和成就都与日月同辉。本文无意对冰心全人及创作全貌进行全方位探讨 ,而仅就其“问题小说”创作的成就、意义等略作评述 ,并以此表达对玉殒四载的冰心英灵的告慰。     

小波,别走得太远

作家王小波先生於4月11日在寓所病逝，享年44岁。王小波创作的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大奖，《未来世界》获第16届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大奖。他还在小说创作之余发表了大量杂文随笔，他的作品以其幽默、反讽、抒情与丰富的想像力，形成了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文化风格，他的小说系列《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曲充溢著对宽容、理性和人类的良知的呼唤。小波曾是数万海外留学生中的一员，他尝过他们这一代人所应尝的所有艰辛。或许，这正是他成为同代人中的便使者的原因。小波去了，为了寄托我们的怀念，特…     

江西客家曾氏探源

江西曾氏有土客之分。西汉时，山东武城曾氏因任职和世乱徙入孙吴时的临川、庐陵地，而有了江西土著曾氏。江西土著曾氏支裔唐以后陆续迁衍于交界地，至明清又从交界地回迁江西内地，便产生了江西客家曾氏。二者在血缘上同祖汉代庐陵始迁祖曾据，但江西有客家曾氏却是明清以后的事，二者又不可混为一谈。从土著曾氏向客家曾氏的衍化过程，可透见江西移民对交界地的开发，交界地移民对江西内地的再开发其功甚伟。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能不     

50年代前半期中国朝鲜族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影响

５０年代前半期中国朝鲜族小说的审美特征及其影响玄东彦著德铭译一５０年代前半期，是中国朝鲜族小说文学的鼎盛时期。当然，中国朝鲜族小说创作，并非始自解放后。解放前，由朝鲜入境的许多朝鲜人小说家也曾从事过小说创作。他们曾创作出了诸如《绿满大地》（小说集）等...     

北京动物园里的故事

西直门外大街的北京动物园，不仅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不少成年人留有美好回忆的地方。尤其对于我们80后来说，这里更有着不可磨灭的回忆。从父母抱着我们在狮虎山前的那张黑白照片开始，到每年的学校春游，再到后来我们青涩的初恋，动物园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整体记忆。在这里我知道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动物，也了解到了生命的多样性，当一名动物饲养员曾是我最初的梦想。但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这个纯真的梦却与我渐行渐远。在一次偶然查阅资料时，无意间看到了动物园的“前生”，这才让我知道原来它也有着这样不平凡的故事。     

"七月"诗心中别开异花——论曾卓"七月诗派"时期的诗歌创作特色

“七月诗派”是诞生于抗战的硝烟中一直活动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征和革命激情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而曾卓是“七月诗派”中较有影响的代表诗人之一。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当其他的七月作家都在尽情的探索自己的‘世纪愤怒’之时，曾卓却以心灵折射现实的风云，为我们开辟了一个“苦难中不乏温暖”的情思世界，于“七月诗派”中，曾卓是独特的，他是一朵“七月”诗心中别开的异花。     

宋代李白诗歌辨伪活动述论

李白部分诗歌一直有真伪之争,辨伪工作是李白诗歌研究史和接受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宋代,有关李白诗歌的辨伪曾形成过一股风气。唐宋时期李白诗歌的编集不是很完善,存在大量佚诗,在宋敏求、曾巩的整理本之外,书法、笔记小说、诗话等文献记载的李白诗歌真伪杂陈,因而引起学者、诗人、诗话家的关注与辨别。宋人在辨别李白诗歌真伪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溯源、书法鉴定、辨别语言、体悟风格以及直觉判断等方法,这些辨伪方法是宋人诗学思想与时代思潮的体现。诗歌辨伪的结论并不强求统一,相反,辨别争论的过程才是李白接受史的精彩片段。     

词选在清代词学中的意义

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魏夫人的文学作品与宋代贵妇的感情归宿

魏夫人是北宋政治家曾布的夫人 ,为当时文学成就和社会地位最高的女性作家。其作品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北宋时期上流社会妇女生活状况和命运 ,突显了她们精神和肉体上承受的痛苦 ,以及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发自内心的抗争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宋词“镜”意象的审美探析

镜子是古代女子闺中之物,在骚人墨客的笔下,呈现出多彩多姿的审美情思。宋词中出现的大量镜子的意象,其审美指向大多都蕴含着光阴流逝、容貌随时间逝去而衰老的无奈、深闺生活的百无聊赖及思念他人时彷徨的心境等细腻的感情。宋词中的镜子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境况及词人敏感细腻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宋代的文化光辉。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他结束十年京官，出京创办湘军为界，前期仕途平步青云，言大志抒豪情；后期饱经沧桑，诗风趋向“冲淡之味”。他灵活化用古诗，加以改造为己有。曾诗有三种类型：“言志”诗高尚雅正，表现治国平天下的博大情怀；“怨愤”诗揭露社会黑暗，张扬着批判锋芒；“缘情”诗寄赠送别，感怀述事，抒发政治文人真挚的情感。     

论《苕溪渔隐丛话》的宋诗史价值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诗话总集的双璧之一,该书对宋代诗学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在以选为主、选论结合的形式中体现出胡仔对北宋诗歌发展的生动描述;他重点解读了宋代诗歌的主要师法对象——杜甫、韩愈、陶渊明等;阐述了宋诗的创作特征——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评赏了诗人诗作的独特审美风味;考察了作家诗风的转变过程和作家的性格特征;关注了元祐文人集团和宋四家的创作得失等。这些都使该书彰显出弥足珍贵的宋诗史价值。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     

论白居易诗与唐宋词的内在契合

对白居易诗与唐宋词中思想内容的某些方面作细致的观察分析后,发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去日苦多、人生如寄的感伤情绪,但求适意、不拘形迹的归隐意识是其内在契合点,反映了中唐以来新型文化背景下文士心理的变迁,是白居易诗和唐宋词独特的审美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