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设立村级河长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了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农村水环境长期存在“边治理、边衰退”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通过广泛设立村级河长能促进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吗?基于黄河流域4省份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实证检验村级河长的设立对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比较不同流域差异、地理区位及村庄规模下的组群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村级河长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农村水环境治理绩效,对上游村庄、中小型村庄、近郊村的水环境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提升效应,且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村级河长有效治理的深层原因在于村庄内部知识资源、关系资源、动员能力发挥着中介效应,在政府纵向激励问责机制的驱动下村级河长通过资源整合与策略化动员,有效弥补自身治水资源不足的缺陷,避开低绩效陷阱,进而提升河长制在“最后一公里”的政策效应。     

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影响因素与组态路径研究——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是民族地区在新时期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明晰民族旅游地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对于完善当地社区治理和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贵州省20个典型民族村寨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社区资源配置是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2)社区价值构建和社区组织管理是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核心条件。(3)社区治理可通过价值建构驱动、权力组织驱动和多因素综合驱动3条路径实现绩效提升。本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民族旅游村寨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具有一定价值,同时也能为全面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突显现行“一元单向分段”监管机制之弊端。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深入访谈、文献梳理等方法,对现行监管机制进行解构。研究发现:虽然消费者参与监管的意愿高、主动性强,但由于现行一元体制下的多头混治、政府规制架构下的单向一维、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监管等弊端客观存在,使得监管绩效不佳,必须完善监管机制,实现政策与价值的耦合:在主体设计方面,由现行“政府一元体制内的多头混治”转变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等在内的“多元共治”;在组织架构设计方面,以信任机制、协调机制的设计和培育实现“网络多维”对“单向一维”的替代;在运行机制设计方面,以协同整合机制、危机预警机制、公共决策机制的健全、完善及优化实现“协同治理”对“分段监管”的替代。     

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监管研究

当前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监管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薪酬与绩效脱钩、公共监管缺失等诸多问题。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现状发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公共监管力度不足、缺乏立法规制是导致国有煤炭企业薪酬监管问题的主要原因。针对公司治理结构、公共监管、薪酬监管法规政策体系提出了具体建议。     

政府绩效信息失真机制及规避路径研究 ——以新制度经济学为视角

政府绩效管理过程中的政绩造假、数字掺水、绩效扭曲等信息失真问题是当前公共绩效治理的一大挑战。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产权不明晰造成绩效信息委托人分散与所有者缺位,公共委托代理结构的失衡诱致绩效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政府横向分部和纵向层级导致绩效信息协调、共享和监督成本攀升,制约着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绩效管理有序长效发展,要明确政府绩效信息产权,加强绩效信息主体建设,科学协调信息主体间的利益关系;有效运用激励与监督手段,创新绩效管理实施机制;健全绩效信息监督机制,提升绩效信息保真的强制性;完善绩效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绩效管理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参与式预算实践中的协商民主要素嵌入及其逻辑——基于西湖区"幸福微实事"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基层治理方式的参与式预算,强调赋予参与主体平等的协商权利、提升决策的合法性等,从而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实现公共利益并促进社会公正。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在参与式预算实践中存在诸如协商中的精英主义倾向、协商过程秩序混乱以及难以达成群体"共识"等系列问题,阻碍了参与式预算的发展。为此,需要协商民主要素的嵌入,通过构建参与式预算的平等协商机制,完善信息公开和专家培训机制等举措来解决此类问题,进而提升协商民主的治理绩效。     

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研究

新时代中国互联网意识形态制度体系建设,必须着力从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治理体系、风险评估体系、保障体系等层面入手,建立网络舆情监测体系,完善网络内容审查制度,完善网络资格审查制度和网上信息实时监测与跟踪系统,加强互联网法律治理、行政治理、技术治理,完善互联网空间监测体系、舆情研判机制、应急预警机制、应对处置或危机处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完善舆论引导机制,健全社会赏罚机制,完善利益调节机制,加强资金投入保障机制。     

从金融控股公司的现状看我国现行监管体制

认为我国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滞后于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混业、经营分业"的经营特点;分析了分业监管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确立监管主体,建立协调机制,由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提升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等完善措施。     

构建中国药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现代药品安全风险具有碎片性、扩散性、隐蔽性和多重性等特征。根据风险治理理论,当前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部门职权单一、分散化属地管理、个体风险漠视和“运动式”应急等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药品安全监管绩效．有必要利用本轮体制改革和修订《药品管理法》契机,重构药品管理体系的顶层设计。创新药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完善属地化监管体制,并充分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积极性,最终形成药品风险社会共治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