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鸣盛的西学观及其时代性

清代考据学与西学的相遇，是近代学术饶有兴味的话题。王鸣盛作为乾嘉汉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许多学者一样都受到了西学的熏染和刺激。通过梳理和分析其《蛾术编》等相关资料，发现这位考据学家虽然顺从当时主流的“西学中源”说，却能以中学审视西学，以西学反思中学，在考经证史中会通中西，折中有见，反映出当时考据学者对待西学的一般态度及其时代局限性。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将于10月在上海嘉定召开学术研讨会

由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上海大学文学院、嘉定县人民政府共同发起的庆祝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成立十击年暨嘉定学术文化研讨会将于10月16日至20日在上海嘉定县召开。上海市嘉定县是江南的一座历史名城,自从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从昆山县东部划出五个乡建立嘉定县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才辈出,王鸣盛、钱大听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大师。归有光、娄坚、唐时     

文献的当代选择--兼评《古典文献论丛》

1　　两百余年前的清代乾嘉时期,产生了著名的“乾嘉考据学”和一批卓有建树的学术巨子,如惠栋、卢文、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顾广圻等人,他们或追究古音古义,或考订名物典制,或探求历史本原,或搜集版本、校订异同,形成了中国古文献研究、整理的高潮。两百多年来,对蔚为一代学术的乾嘉考据学,人们褒贬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当我们在2 1世纪之初,以继往开来的学术眼光平心静气地回溯乾嘉学术及其代表人物时,我们会发现,诸如汉学、小学、朴学、考据学之称,固然本身就已包含着所谓“之学”、“不知通变”、“目光短浅”…     

雅俗共赏的《廿二史札记》——纪念赵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

赵翼和钱大昕、王鸣盛,是乾嘉时代以考史著称的三大史家,他们的治史精神及其各自的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可以反映出这一时代学术发展的精神面貌和史学研究的基本特色。三部史著虽齐名并称,但就其影响而言,《廿二史札记》显然远远超过钱、王两书。究其原因,钱、王两书过于专门,对于考订     

试论钱大昕的考据思想与学术地位

钱大昕的学术具有明显的开创性和兼擅经史的特点。乾嘉后学对他的极高评价证明他作为＂时间差＂标志点的合理性。另外不可忽视的是,钱大昕一生的学术实践与苏州紫阳书院关系密切,紫阳书院决定了钱大昕的学术立场,同时钱大昕的治学成就也标志着乾嘉时代学院风气从心学到汉学的转变完成。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钱大昕与清代金石考据学

钱大昕作为清代著名学者,不仅在史学、语言文字学、历算学、校勘学等诸多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金石考据学方面也是成就卓著。在其有关著作中,钱氏详确地阐释了诸多深涩难懂的金石文献的文本意义,归纳并揭示了多项金石文献的行文惯例,考察并说明了某些重要的金石文献的真伪与完缺,并进而利用金石文献的考索成果,补正了传世典籍的阙误。他的学术成果与研究方法推动了清代金石考据学的长足发展,对后世的学术进步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十七史商榷》的历史考据学方法与成就

《十七史商榷》是清代三大考史名著之一。以往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其史学思想、史学观点以及校勘学、目录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而忽略了历史考据的本身。以其中有关考史的优良方法与突出成就为切入点,总结王鸣盛对历史考据学的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赵翼的历史哲学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以钱大昕、赵翼和王鸣盛等人为代表的乾嘉历史考证学派,长期致力于校订史籍文本、编排史料、考论史实等工作,直接影响到了乾嘉学术向证实、考据学风的整体移易。其中赵翼融归纳与综合为一体的治史方法论、"义理必参之以时势"的历史哲学,以及"所欲咸得遂"的伦理学思想,证明乾嘉考证史家群体性的"史篡"、"史考"之学背后隐藏着一套无形的历史与道德形上学。这一历史与道德的形上学主张把史学从唯道德主义偏颇中给解放出来,整体表现由好议论转而好实证、由重褒贬转而重时势的这一重大思想异动与时代特征。     

《潜研堂文集》学者传记与清代学术史的书写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三十九的一组学者传记,历来被简单的作为《汉学师承记》的原始材料看待,导致其中作者记录当代学术史的意识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从这组传记的传主选择,到它们的写作方式,无不体现着作者的史家眼光与精心选择。而我们熟悉的《汉学师承记》,其中的一些问题,如人物选取、写作体例,也都可以追溯至这组传记之中。     

汉学视野中的桐城义法——以钱大昕批评方苞为例

乾嘉时期汉学兴起、主盟学坛,与宗奉宋学、倡导古文的桐城派产生激烈冲突,钱大昕批评方苞即为标志之一。基于汉学家立场,钱大昕反对儒家经典的文学化、试图以史法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不仅体现出汉学与文学的背离,同时也为姚鼐建构桐城派古文理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资源。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从《四书》学看北宋理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的异同

从《四书》学的角度,对北宋中后期活跃于学术舞台的理学、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治学方法和理论特点上三者有较多的相同之处,都注重阐发经典精义、关注天道心性问题、自出义理、发挥己意,但在三派学术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四书》思想资料的阐述和发挥方面又存在较大差异,各具特色。     

诗史互证与审美为本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锺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     

佟晶心戏曲研究的学术取径与创新意义——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八

佟晶心是最早使用“话剧”这个词的人,他在《剧学月刊》、《歌谣》等当时知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戏曲及民俗研究论文数十篇,他的专著《新旧戏曲之研究》被誉为“革命式的书”,学术观点曾得到卢前、赵景深、台静农、吴晓铃、叶德均、顾颉刚、罗常培、谭正壁等著名学人及名伶程砚秋等人的关注。佟氏还是一名高产的剧作家,在话剧及传统戏曲方面均有作品问世。令人遗憾的是,佟晶心和杜颖陶、邵茗生等人一样,均是20世纪上半叶古代戏曲研究史上不容忽视却久被忽略的“失踪者”。这种学术史地位与研究史现状之间的悖论,再次说明目前的学术研究史版图还远远称不上丰富和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