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承继与发展

张舜徽平生十分推崇章学诚,在治学历程中对章氏之学术思想多所承继与发展.概而言之,约有三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旨趣；博观约取的治学方法；评判学术的治学趋向.就学术理路而言,张舜徽更多地偏向于汉学一派,章学诚则隶属于宋学阵营,但张舜徽却屏除门户之见,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多所继承与发展,充分证明了张氏治学兼采汉宋的通人家风.     

浅析《与是仲明论学书》

戴震是清朝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本文旨从《与是仲明论学书》入手,通过对戴震治学目的,治学方法的分析,得出戴震治学的旨趣在闻道,治学的方法在于考据,不佞汉,不唯古,兼采汉宋。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阮元的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

阮元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受到戴震的影响,但治学的侧重点和戴震显然有别。从治学实践来看,阮元注重求实、通博和经世致用。在学术渊源和治学宗旨上,他和顾炎武更为接近。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传承与衍变——《史微》与《文史通义》之比较研究

在清末民初学术界,张尔田以推崇和发扬章学诚学说而著名,所著《史微》以章学诚《文史通义》"六经皆史说"为基础"考镜六艺诸子学术流别",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古代学术思想的通论性著作。《史微》与《文史通义》在治学方法、思想倾向等方面既有一致之处,亦有显著不同。通过对其异同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章学诚学说在后世的流衍及其对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的影响。     

戴震义例方法述论

戴震治学始终注重对古书义例的归纳和总结，并以之为解读经典文献的关键。对于戴震善用义例这一特点，我们从大量的具体材料出发，加以例证提取和理论阐述，也以此作为我们今天治学的启导和借鉴。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戴震的“通经”与“明道”

戴震的学术宗旨是“通经以明道”,并在义理、考据和文章这三种学问之途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他对这三种学问之途所作出的那种高下、本末之分的治学态度却常常为时人学者们所诟病。考察他这种治学方法上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矫正清代“经学”之弊以重开当代“经学”之新风气方面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论章学诚以“文”济史的治学之道

乾嘉时期 ,章学诚以“文”济史 ,提倡性情与功力合而为一的个性学术 ,倡导学术创新“成一家言” ,使其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与当时的考据派有了显著的不同 ;但另一方面 ,其史学家的思维特性渗透到文学观念中来 ,使得他的思想呈现出复杂的落后性。     

汪容甫与章实斋交谊及学术异同考论

汪容甫与章实斋有三次共事的经历,两人最初交恶是在第一次共事朱筠幕府期间;"议论不合"是他们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实斋始以容甫为"畏友",后视之为"妄人",是其学术发展和心态变化的反映;汪、章两人学术都深受戴震学术的影响,多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区别,具体表现在学术路径、治学理念、致思方向、经世之志等方面。     

默默耕耘,果熟自然红——西南边疆语言与文化专家访谈录之二“张公瑾专访”

民族语言文化的研究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对民族工作的满腔热情,几十年来,张公瑾在这块土地上默默耕耘与奉献,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基础成为我国傣族语言文化研究领域最有广度和深度的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傣族语言、文字、文学、古文献、天文历法、农业科技、宗教等,并扩及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他的丰硕成果与非凡建树对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研究具有开创之功。     

从史学到文字学:马叙伦早年学术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

马叙伦早年学术转向问题,前人了解较为表浅,因所涉背景复杂,研究相对薄弱。从表面上看,他的学术成果十分驳杂,而细别之,则有其前后兴趣转变的内在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治学重点由史学、经学转向文字学的变化脉络;所受影响前期以陈黻宸为主,后期则以章太炎为主。这一转变反映了晚清中国学术发展转向的多面相与多样性。因此,尽管马叙伦的学术路径并非近代学术发展的主流,却从另一角度显示其具有相当重要的典型意义。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戴震与江永关系的再探讨

关于戴震与江永间之究竟关系,学界多从钱穆及其高足余英时之说.然钱说在两个重要方面有误:一、谓戴震的朴学出自江永;二、谓江、戴二人初晤时间为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年).其后,余英时虽对其师之前说进行了修正,即江、戴二人为师友关系,然仍坚持其师之后说.本文参校有关史料指出:不仅江、戴二人初晤时间实为庚午之二年后的壬申(1752年),且其二人之关系最多亦仅能处于师友之间,故所谓的戴氏背师之说实乃无中生有.     

经今古文之争与国难之际儒学走向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章太炎、廖平二人分别代表的历史化的古文经学与哲学化的今文经学,使民国时期章黄学派与廖平门生形成两种截然分流的儒学观念。20世纪30年代,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游学江浙,问学于章太炎、黄侃,两派学人在汉宋、今古、经史等问题上往复论辩,澄清儒家哲学思想及其渊源流变成为其中要旨。章太炎以儒家修己治人之学为中心,重塑国学正统,探求民族文化的变迁;廖平门生则重构今文学义理,以秦汉新儒学整合汉宋、今古、经史之争。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时期廖平门生与章黄学派转化传统学术的不同旨趣,当可揭示国难之际儒学的多元走向。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大众传媒与学术转向——以张竞生为例

1923年因北大教授潭熙鸿续弦事件引发了《晨报副刊》上关于爱情问题的广泛讨论,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和编辑孙伏园的运作,不仅使得这一事件成为窥视五四前后两代人婚恋观的极佳途径,更促使张竞生毅然将学术方向由哲学转为性学研究,并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开展广泛的风俗调查和个人性史的搜集工作。张竞生从学术方向到学术方法的转向都受益于中国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其性学研究的失败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众传媒诞生初期的幼稚与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