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与对话——现象学视野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

"文之为德也大矣"引发了众多学者的不同解读,可谓"尺水兴波",余韵无穷。从新文化运动直至当下,基于不同历史语境及话语模式,许多学术解读尽管与原初之意存在差异,但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接近《文心雕龙》中刘勰的原意,笔者借用童庆炳先生的"照亮"说,在现象学视野下,将"文之为德也大矣"与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显现"进行异时空的照亮与解读,厘清"文"与"道",并由"文"鉴"道",索"道"观"文",在本质直观和主客交融的层面上,鉴照洞明,使"文之为德也大矣"历经无限衍义后归于作者初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日：“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篇》第三章） 花言巧语甜颜蜜色的人，很少仁德。在《论语》中，孔子对“巧言令色”的斥责就有三次，《公冶长篇》加上了“足恭”，《卫灵公篇》说“巧言乱德”，足见孔子对巧言令色的反感鄙视。《诗经》说：“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尚书皋陶谟》说：“巧言令色孔壬”，孔壬是很奸佞的意思。     

先秦“德”概念的变与不变——以《尚书·周书》为诠释中心

先秦的“德”与一般“物”的概念不同,是一个没有实在对象的、完全是为了追溯人道之根据、并表明要相承于此根据而构建出来的概念。“德”概念的复杂就在于它有变与不变两面。始终不变的是德之为德的本质含义,它在《周书》中就已经被确立了,即对人道之根据的承受。当先秦各时期各学派对“人道之根据”以及“如何承受”作出不同的阐释后,将在“德”本质含义的基础上充实、外化出各种具体表现,从而有了语境意思相异的“德”。这即是“德”概念变化发展的一面。在把握了这两面之后,先秦“德”义之变迁也就能被清晰地梳理出来。     

评《中庸辩证法》对“中庸”的诠释及其现实意义

评《中庸辩证法》对“中庸”的诠释及其现实意义金舒年从现存的古籍来看，“中庸”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个概念。《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后来，《礼记》中收有《中庸》一篇，相传为孔子之孙孔权（子思）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     

《中和统战文化研究》序

朱熹将《论语·雍也》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注为：“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庸与仁义道德连在一起。儒家鼓吹的中庸之道，就是要求人们处理事情中正、公平、合情合理、不偏不倚。《礼记·中庸》又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佛教《中道》亦言：“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此即指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论鲁迅杂文的结构艺术

从古至今,为诗为文,都十分讲究章法结构,谋篇布局。有人将此比之为宫室建造,“必先定规式”。明人王骥德说过,写文章“必先分段数,从何意写起,何意接,何意作中段敷衍,何意作后段收煞,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并说“此法,从古之为文,为辞赋,为歌在皆然。” (《曲律·论章法》)。李渔在《闲情偶记·词曲部》中,也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讲述戏剧结构问题。这说明我国古代艺术家、文艺理论家们对于作品的艺术结构是很重视的。所谓文章     

论脱化

夫脱化之法 ,其为义也大矣 ,自来诗家造语 ,率以祖述为常 ,虽有剽窃偷盗之讥 ,不减引古取旧之用。在于古人 ,既已心知其实 ;抑于今世 ,则或闻听而骇。是以今兹所论也 ,虽托昔贤之为说 ,殆犹重发此秘于天日乎 ?顾脱化之为义 ,向有牵缠 ,故入作之为要 ,略需分理 ;而唯辨于祖述之必存 ,则尤进乎语汇之先在矣。至若脱化之为法 ,乃在祖、作之同异 ,与夫翻新之变化 ,且以语工字简为尊尚 ,而视融化无迹为极至也。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论语·八佾》中的社

《论语·八佾》中的“社”,部分古代注本和几乎所有的今人注本,都解释为“木制的牌位”。本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这里的社,是指代表社神的活着的树木,而不是木制的牌位。     

从"意在象先"到"体无"--论王弼哲学的认识论及其美学意蕴

王弼的认识论主要包括两部分言意之辩和体无.言意之辩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被提出,研究者往往注意此文的第一段,对第二段则很少注意,第二段其实也有很深刻的思想,即意在象先的命题.此思想对干中国美学具有重要影响.体无是王弼哲学的最终追求.在意在象先和体无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发掘这种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王弼哲学.体无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的共同的最高境界.     

“铁军精神”的传承与“盐工精神”的塑造

把“盐工精神”上升为体现盐城工学院独特精神气质的大学精神，必须通过对“铁军精神”的传承来完成对已有“盐工精神”的重塑。按照“铁军精神”内涵和实质，从大学精神培育和地方高校特色养成角度看，“盐工精神”应包括六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即矢志报国岛民族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顾全大局的团队精神；服务社会的民本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要塑造“盐工精神”，就不能不到“铁军精神”这一优良传统中去汲取营养和力量。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论“文明冲突论”的狭隘性

“文明冲突论”通过对西方文明的独特性的强调，对西方力量的限度的考察，从反面凸显了西方文明的普世性。从而也在根本上显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疑惧和敌视。就国内根源而言，它也显示了美国白人对日趋活跃的少数种族的深闭固拒。     

从"乡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对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评析

从分析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中有关公共领域和"第三领域"的涵义入手,对中国传统"乡民社会"的形态与特征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模式的变革之路,是从传统的"乡民社会"实现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并提出对中国"公民社会"建设方略的若干思考.     

试论"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

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自觉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本质上完全一致 ,密不可分。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高度统一 ,不可或缺。“两个先锋队”与“两个基础”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 ,完美统一。     

先进性是"三个代表"的实质所在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三个代表"的实质--先进性这一命题入手,从根源、精髓、根基等不同的视角和层次进行研究,有助于探讨落实"三个代表"的基本途径.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文革”言语对修辞“四个世界”的负偏离

“文革”时期人们的言语现象也是修辞现象 ,它们也理应接受“四个世界”———语言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制约或适应这“四个世界”。但是 ,“文革”言语在许多方面却背离了“四个世界” ,导致了修辞效果的负偏离 ,造成了语言污染、人际关系恶化和社会秩序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