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

在和谐社会中，应当具有一个什么样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与现实状况出发，分析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社会、企业三个主体性因素；提出了和谐社会社区治理的基本结构形态应当是以执政党为圆心，在执政党的外围是国家行政组织，再外围是以社区自治组织为核心的各种社区组织，最外围是社区中的企业和精英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     

网络影响下国家与乡村互动方式的嬗变

网络问政的兴起推动着各级政府和乡村社区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由串联式向并联式转变,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区和上级政府间的信息中介角色被弱化,其原有的双向信息优势被消解,这导致其自利性施政空间被压缩。网络化背景下社区外的多元社会主体可以参与到乡村与国家间的信息互动过程中,原有的国家——乡村二元互动转变为国家——社会——乡村三方互动。因网络技术而生发的诸变化昭示着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趋势性变迁,乡村社区的治理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转型,应由封闭型治理转向开放型治理,由控制型治理转向合作型治理。     

精英“依附式”生态社区治理的探索——基于陕西袁家村的启示

在国家全面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实现城乡生态社区治理是新时期贯彻生态文明纵深发展的社会治理新模式,也是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传统的"二元化"结构范式的社区精英治理,不仅难以适应生态治理"一核多元"的现实要求,同时,"精英俘获"附带的管制型治理思维也同生态的开放共享诉求相背离。新精英行动更凸显了开放、创新和共生的发展新理念,"依附式"模式契合了生态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也体现了二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互动良序发展的现实诉求。袁家村以新精英思维构建了党支部为核,干群为基,精英主导的生态社区治理模式。这为当前的生态社区治理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有益启示。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探讨了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治理形式问题,指出既有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治理模式不仅不能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当前农村很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走向农村基层社会自治的过渡形式,带有多元互动色彩的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能有力推动基层社区自治的真正发展,因而也是当前中国农村基层社区自治建设中较适合国情的选项.     

论基层治理的组织互动与有效模式——以台湾地区村里组织和社区发展协会的“竞合式治理”为参照

在当前的城乡基层治理过程中,社区组织的功能定位和组织关系是制约基层治理绩效的关键性因素。在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的各种组织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互动关系,这种基治理模式就是"竞合式治理"模式。在台湾地区的社区范围内,各种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增强地方政府相关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强化政府基础性权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和社会自治空间的迅速扩展。这对我国大陆的城乡基层社区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借鉴。     

“三社互动”社区治理模式运行问题及提升对策——以南宁市为例

政府、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作为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能否高效流畅是"三社互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以社区治理主体为切入点,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过程分析南宁市"三社互动"模式单向度、各要素角色定位不明确、政府购买的服务与社区实际需求存在偏差、社会组织机构核心理念受政府导向、社工服务存在"量"重于"质"等问题,明确指出"三社互动"应发挥各治理主体的优势,确定权责边界;形成灵活的互动机制,避免过程行政化、形式化;社工机构应明确自己的核心服务理念,做到"质"与"量"兼得。     

社区精英的概念、分类及发展路径

社区精英是现代社区治理的执行者。正确地理解社区精英的概念和分类,区别其与社会精英的异同,有利于社区建设过程中对本社区的潜在精英进行合理辨析,并合理促进社区精英的有序成长。社区精英的有序成长有利于实现和稳定社区自治的多元主体格局,对社区精英的有意培养和吸纳要注意其自然发展的四个阶段:积累优势资源阶段、公共意识的萌芽和提升阶段、高效参与公共事务阶段以及影响社区权力结构的政治人阶段。     

社区治理的制度背景和生长逻辑探析

19世纪末,滕尼斯最早用社区这一有机的生活构造和组织形式来消减由长期自由资本主义影响而产生个人主义迷茫,解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国家集权主义的狂妄。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次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的发展,为应对政府在国内国际事务处理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多元化趋势,治理概念以及社区这一治理单元也为人们所关注。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1949年以来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社区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从公共政策视角进入自觉的制度实践时期,并逐步与信息化社会及全球化进程相适应。在政府由统治、管理到治理的转型过程中,社区治理作为治理主体的扩充以及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和单元,确立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与目标。     

试析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目前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治理或参与治理主体的责任界限问题尤其需要解决。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的角色定位问题，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起引导、支持及协调等辅助作用，逐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基层民主，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社会资本理论与游离资源功能化:基于社区合作金融的考察

如果将农村资金互助视为社区内分散资金集中化、功能化运用,那么这样的资源功能化过程,有赖于社区内游离态信息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激活、汇聚与利用。本文提出的社区势能指标,考虑了社区内部评价维度和基于人际关系的可用社会资源维度,是社区合作金融制度对借款人个体风险程度考量的重要标准,其表征了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体互为的信任评价和行为意愿,即其总和形成了一个互为评价和互惠性行为空间。社区合作金融组织的基本功能就是对非正式社会势能进行可操作化改造,使之效能增强,适应正式化制度建构,并实际构建了一种环状、扁平的交互监督和责任机制。这样一种去中心的、互为主体的机制,是通过强化和再生产社会势能,在微观层面上重建社会。     

突破社区治理困境：社区NGO——社会资本视角的阐释

政府、市场、社会组织是中国社区建设所依仗的三大结构性力量,积习而成的“两头强．中间弱”的态势呼唤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当前中国社区建设正处于发展中的瓶颈期,治理主体单一、信任缺失、互惠失范,理性选择范式在解释社区NGO的治理功效上缺乏文化与微观层面的考量,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框架,而社会资本理论中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信务——信任、互惠、合作恰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社区NGO冶理的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范式。     

建设和谐社会的政府管理维度

构建和谐社会是政府管理的重要目标。在这一目标指引下中国政府必须树立“顾客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有效调节社会各阶层的权力与利益;构建政府为主导、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的互动协调的治理模式。实现政府、市场、公民、非政府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和谐的理想社会状态。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主体的行动机制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实践中需要在有效整合社区利益的前提下,构建政府与社区间平衡与协商关系、政府与社会组织间伙伴与共赢关系、政府管理与居民自治间互补与互限关系为框架的社区建设主体行动机制。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形成机制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相互支撑。作为治理目标的利益相关方，合作行动过程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秩序构建、意向生成、优势整合与行动调节四个机制，最终形成信息互通、知识互享、情感互融、行动互补、价值互惠的治理共同体。     

清末城市管理变迁的本土化叙事——以19世纪南京为中心

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区域,即黄宗智提出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而"第三领域"这一概念的使用,有助于讨论地方行政、社会组织与城市管理模式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城市管理在嘉庆初及太平天国战争后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变,这一过程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在第三领域中的相互渗透,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体现。清末南京城市管理不仅反映了地方精英的参与热情,也体现出地方行政制度化、官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在客观上为20世纪的城市行政近代化改革作了铺垫和准备。     

中国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成效与问题评析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生性农村合作金融组织。2006年农村金融新政策实施以来,农村资金互助社从无到有,数量缓慢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模式多样化,互助社信息、效率、成本优势明显。但在发展过程中农村资金互助社也逐步暴露出诸多问题,包括：社会认同度不高,影响发展速度;缺乏专业人员,管理不健全;成员间沟通和协调难度大;资金缺乏,难以满足社员信贷需求等。为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造血”机制,缓解农户及农村小企业融资难题,需要从加大宣传力度,明确法律地位,规范管理制度,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壮大资金实力等多方面来加快新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     

汽车社会交通问题及共同体合作治理思路

中国汽车社会进程中交通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如交通拥堵、交通污染、能源紧缺、交通事故频发等,必须积极寻找有效的交通治理思路。通过对交通共同体文化形成的理论分析发现,汽车社会创造了新的交通共同体,共同善是其基本目标。通过对英美交通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成功之处在于共同体治理模式:政府主动谋求与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合作,交通民间组织非常发达。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交通治理的基本思路应为:以政府为主导,将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交通决策与管理之中,培育交通民间组织与公共精神,从而形成共同体治理结构。     

我国社会组织管理法治化的制度建构--基于社会组织功能定位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对社会组织认识的偏差,致使相关权责规定的缺失和司法介入的困难。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推进社会组织管理的法治化,需要从构建以保障公民结社权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入手,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完善责任制度,实现社会组织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向。     

和谐大学校园建设探析

和谐大学校园指的是构成高校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和谐大学校园的建设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和谐;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