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学观述略

词之体性功能的体认是历代词学论者不容回避的问题 ,亦是词学研究的原生点。本文通过对北宋词学观的宏观考察与观照 ,以点带线 ,显幽阐微 ,勾勒出北宋词学批评因革递嬗的轨迹 ,力求揭示出北宋词学观发展演进的内在原因     

苏轼与"词风转变"

苏轼继承了范仲淹、欧阳修等士大夫词人的疏隽之风,用"以诗为词"的方法对当时词坛香艳俚俗之风进行反拨.苏轼有意扩大词的题材,弱化词的音乐性,改变词的语言特色,并将诗中才有的小序引入词中.这些在客观上抬尊了词体,打开了宋词创作的新局面,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南宋与金元词人.     

论余光中的散文观

余光中重诗轻文,把散文视作诗的附庸。他心目中的现代散文是"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的一种新散文"。这对于抑制过于随便、松散乃至轻浮的散文有所裨益,但也有明显的偏颇,即未能把握散文美的特质———自然。诗笔可用于散文,但失去了节制,便适得其反。他的散文创作意在实践以诗为文的理念,其成就,说明以诗为文作为一种艺术追求无可非议;其局限,说明散文中的诗质应有所节制。余光中后来对散文美有所认识,提出了"本位散文"的概念,但因为重诗轻文的理念未能根本改变,故而所作"本位散文"成就十分有限。     

破体与创造性思维——宋代文体学之新诠释

所谓破体,指将其他文体之特质与本色,转介、移植于本位文体之中,迭经移植换元、创意组合,于是促成文体再造、风格生新.如:古文之特色为典实、理道、词达、载道,为事之实用;移以置人贵清空、主风神、尚词婉、崇虚用、陶性情之诗歌中;或以古文章法句法入诗、以议论入诗、以虚词、奇零句入诗,会通化成,则体现为以文为诗.将原本隶属于诗歌之题材、主题、语汇、意象、风格,凭借新奇组合,而体现于词体中,则是以诗为词.辞赋本色如假设问对、铺陈错彩、排比衬映、韵散相间、托物设喻、卒章显志,体现于古文之中,则成以赋为文.凡此,皆突破本色,疏离当行,进行文体间之新奇组合,大抵切合创造性思维之表现.文体学讨论,宋初以来,以辨体和破体为两大主轴.王若虚楬橥"定体则无,大体则有"之说,以调和宋金文体学,可谓言简意赅,能得宋代文体学之大凡.     

“隐语”与“诗体”之互动及唐代的隐语诗书写

隐语作为一种来自民间的文体,向来被视为文字游戏,不被主流士人所重视。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篇》在总结前代文学的基础上,对“隐语”进行了定义,并指出了其优劣。“隐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自有其独特的价值,然而却很少有人提及其对其他文学体式的影响。唐代的诗歌创作中有一类特殊的“隐语诗”,它们或借鉴了“隐语”的思维方式进行创作,或本身就兼有“诗”与“谜”的双重特性,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同时,笔记小说中的“隐语”创作也受到“诗体”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呈现出齐整、庄典的美学风格。唐代的隐语诗,是继承了中国古代的“谐隐”传统,又在唐代政治、文化影响下生长出的一类特殊的存在,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金莲川幕府文臣散曲的雅俗之变——词曲演变之一隅

金莲川幕府文臣是古代散曲史上最早进行散曲创作尝试的一批曲家,对散曲的形成和发展,有开创之功,并完成散曲从典雅到通俗的艺术演变。元好问与刘秉忠,皆以词为曲,词曲一体,以雅为胜。元好问与刘秉忠自度曲的出现,加快了散曲的艺术演变,渐至由雅变俗,散曲艺术日渐成熟。至商挺与杨果,散曲渐至雅俗一体,以俗为胜,散曲完全走向艺术成熟。     

黄景仁《竹眠词》的悲剧色彩

黄景仁的《竹眠词》风追“苏辛”，实践“以诗为词”，为阳羡词风的派外流响。然通读其词，悲哀之气扑面而来。完全是盛世之哀音。文章试通过分析黄景仁反映政治理想、家庭和爱情生活的词在豪宕风格背后的悲剧色彩，来探求《竹眠词》独具的神理特征。     

重“道”而兼顾“文”：朱熹美学的整体视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文艺美学领域也影响巨大。朱熹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根本,反对“文”的独立地位,不过他并未彻底否定文辞的形式美,而是在坚持道德美的前提下,对诗的赋比兴创作方法和审美方法做了有益的探讨,体现了比较圆通全面的美学视阈。     

“诗史”说辨证与“心史”诗学建构

在传统认知视野中,长于抒情之“诗”与长于叙事之“史”既各司其职,又不离不弃,互通互补。自唐代杜甫诗善于叙事,别开境界,被时人誉为“诗史”以来,后人不断地拿各种诗体与编年、列传、纪事等史传交叉匹配,以增强诗歌的纪实性与叙事性。宋代以纪实性、叙事性为内含的“诗史”说再度辉煌。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曾将这种笔法概括为“以史为诗”“情事合一”,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经历社会动荡、天下大乱的那批诗人在继承“以史为诗”传统过程中推动了叙事诗进展。期间,也伴随着关于“诗史”说的质疑和争论,直至清代“心史”说出现。一方面,“心史”说在强调诗歌抒情本质的同时,又兼顾了叙事性能,融合了“诗心”观念与“史笔”观念;另一方面,将以“情”为内核的“心”视为特殊叙事的一种,强调了诗歌叙述“心事”的功能,使之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心态史、心灵史、心事史,其实质是强调“情事合一”。因此,“心史”诗学与“诗史”诗学并行不悖,并影响及史学建构,至今人钱钟书便有了所谓的“诗具史笔”“史蕴诗心”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