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生存危机及其出路探析

技术生存作为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在技术负效应的凸现及其扩大化的现实中正面临危机。以生态危机、人性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主要表现的技术生存危机的产生,源于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多重矛盾。而解决技术生存危机的出路则在于技术的“生态化”、“人性化”和“社会控制”。     

走出主体性困境——河流的生存论反思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下如何维系河流健康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人类社会需要认识、研究、反省和采取适当对策的重要问题。西方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既与西方近现代社会面临的社会危机和发展困境密切相关,也与近代主体性哲学自身的矛盾相关。主体中心理性高扬人的主体性使人类意识到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忽视河流自然的整体性和价值尊严,导致对河流盲目的征服和开发,人与河流的关系遭遇空前危机。应从价值与伦理双重角度来评价河流开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以尊重河流健康生命为价值标准,建立广泛的河流伦理,把道德关怀对象扩展到河流生态整体,用一种基于现代理性的眼光去评价被人类忽视的河流价值。用对话、交往理性取代主体中心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从实践论和生存论出发建构一种互主体性的河流伦理观,用主体—主体关系来代替主客体关系进行理性重建并审视河流环境问题。构建河流伦理理念,树立河流环境道德意识,为河流生存危机走出伦理困境提供可能性视角。     

虚拟实践与传统生存方式的融通

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传统的生存方式。作为人类实践基本方式之一的虚拟实践,正在慢慢与传统的人类生存方式融通:人类正从现实生存转向虚拟生存;从旧时的身份生存转向能力生存;从集体生存转向类生存。正确对待此问题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对促成虚拟实践和传统生存方式之间良性互动和融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能够创造适宜人类发展的社会模式。     

走出技术理性的生存论困境

在现时代，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为人类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把人带入了被技术控制的困境之中。技术理性带来了人的生存危机，带来了人的精神的失落和人性的沉沦。解脱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对人的生存意义造成的异化，是本文的主旨。最根本的方向是使技术真正服务于人本身的生存，人在根本上不是手段而是最终的目的。这也是马克思对科技异化实质的批判所要达到的目的。     

自然·生存方式·人的本性

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二体性",人具有双重生命: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人类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但并不能改变人的生物本性,工业文明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必须由机械性技术生存转向生态性技术生存.克服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结合.     

自然·生存方式·人的本性

人的本质是物质与精神“二体性”,人具有双重生命 :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人类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 ,但并不能改变人的生物本性 ,工业文明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类必须由机械性技术生存转向生态性技术生存。克服生态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技术进步与道德进步的结合     

关于人的生存悖论及其解决方法的哲学思考

人是永久的斯芬克斯之谜,它既有社会性,又有动物性;既是"被抛在世界里的"被决定者,又是具有自主选择性的创造者。在人的身上,神性与兽性、灵魂与肉体、无限与有限、理想与现实、被动与主动、崇高与卑微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人的悖论性存在。当这些矛盾之间发生冲突时,社会往往要求人们做符合本社会要求的理想人。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以及不同主体对人的理想生存样态的不同设想,这种对人类生存悖论的解决方法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的生存悖论及其解决方法,从而打破单一的"理想人性"模式,建立更加符合现实需要的价值规范。     

技术“考古学”与人的技术化生存

审察人类生存史,可以发现,技术具有生存论的意蕴,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依据。技术进化是人性和人类社会进化的直接体现和深层基础。"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当代,人的依赖网络的虚拟生存的出现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奥古斯丁原罪论所透视的人类生存之维

本文从生存论的角度对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进行解读,指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透视的人类流变的生存境遇之下的基本维度,表明人类永恒地生存于"超越性"与"有限性"的悖论之中;生存于诱惑之网中;生存于为罪性所渗透的向度之中。因而,人类的生存从总体上讲是一场悲剧,奥古斯丁用上帝的救赎来消解这一悲剧性,提示了人类的幸福之路。     

人类历史生存博弈中的囚徒困境

人类历史的"生存博弈"如同囚徒困境,面临着许多困境和选择。人类因追求个人利益而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如"公共地悲剧",更为严重的是对困境的无解,如"专家失灵"。因此人类只有携手合作,共同面对困境,才能通过重复博弈和演化博弈实现对囚徒困境的超越,实现人类社会历史博弈的均衡,即达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思考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这种辩证关系不但产生了人化自然,同时也导致了自然对人的异化.自然对人异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要消除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     

消费异化、生态危机及其对策

现代社会生态危机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人类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消费异化现象是催生生态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要缓和人与自然的矛盾,缓解生态危机就必须克服消费异化,建立一个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社会。     

自然：人的无机的身体

马克思是在人类历史和人的活动视野中阐述自然观的,强调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具有根本性的看法决定了我们要切实把自然看作人的身体的一部分,合理地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但遵循利润至上原则的资本对自然界的宰割,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的生存论原则,从而要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务必批判资本、消灭资本,实现共产主义。     

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发展伦理学

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人类经历了从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到新人道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的是,伦理学发展也经历了从传统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到发展伦理学的不同阶段。其中,发展伦理学是建立在新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类伦理学。它从回答当代人类的生存问题出发,在"天道"、"人道"和"物道"的关系中重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力图以此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根据,从而解决人类生存危机。     

论环境伦理构建的科学依据及基本原则

从道德的角度调整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必须确定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环境伦理原则的构建应以生态科学揭示的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公共利益”作为其现实基础和客观依据。持续生存作为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 ,反映了对人与自然生存关系的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倡导代际公平、实行代内平等是持续生存原则的基本要求     

“生态纪”伦理论略

西方著名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针对地球现在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提出“生态纪”思想,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给环境伦理带来了深层的生态纪伦理的理解。对于“生态纪”伦理的领悟,首先需要深刻理解“生态纪”;其次,理解在宇宙过程的广泛背景之下人的可生存性之伦理;最后阐明生态纪伦理是一种宏观伦理。     

论“人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与“看护自然论”商榷

自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爆发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征服自然论"成为众矢之的,"敬畏自然论""顺应自然论"一时流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学术界近来也有不少人倡导"看护自然",强调人对自然界的看护责任。从环境伦理的视角看,这些看法固然合情合理,但是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看,这些看法本身面临着一系列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挑战,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在本性上就是自然界不安分的开拓者,人类不可能安心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或者是看护自然。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来说,征服自然既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与挑战的需要,也是人类发展的动力。征服自然与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守护自然,从来就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黑白分明的对立关系,它顺应着人类不同的生存需求,人类的文明一直是在复杂处境中蹒跚进步的。     

从生态文明视角论和谐社会建设

生态危机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生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胁,生态危机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之一。面对生态危机带来的挑战和威胁,要完成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从加强生态价值观教育,发展低碳经济,营造和谐生态文化环境,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和制度,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出发,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路。     

论《白鲸》的生态意识

《白鲸》从出版时受到公众的冷落,到后来日益被人们所重视与接受,并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生态批评语境之下作品所显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取向。作者通过对主人公亚哈船长及其船上水手对鲸鱼的疯狂追杀、最后葬身海中的隐喻性叙事描写,揭示出人类如果只以自身为主体,过度张扬自身的力量,蔑视自然界其他生物与人类同等存在的道德权利,则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从中凸显了麦尔维尔前瞻性的生态危机意识和对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深沉思考。     

壮族文化生态从依生美到竞生美的过渡--壮族文化生态美研究系列论文之五

壮族文化生态有一个从依生美向竞生美过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壮族的神话传说和铜鼓艺术.壮族关于人与自然斗争的神话传说,充分表达了人与自然竞生的愿望,但它们只是一种幻想,在现实中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生,体现的只能是一种悲壮之美.壮族的铜鼓,开始体现的是依生与竞生并存,神性与人性交织,形成了高大厚重而繁缛瑰丽之美.到后来铜鼓的神性因素逐渐消褪,人性因素逐渐加强,形成一种精巧平实的审美特征,体现了壮族文化生态从依生美向竞生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