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误读”在学界的被误用

论题梳理了与"误读"相关的文献,分析了目前学界对这一词语的误用:国内学界对它的使用一方面仍延续了过去对该词的贬义理解,另一方面又受西方误读理论影响,两方面显现出明显的矛盾和错位.此外,存在多将"误读"与接受美学嫁接起来的现象,为意义的阐释设定界限,从而遮蔽了误读希求达到的文学充满创造性的活力的状态.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颠覆了“正读/误读”的二元对立,认为阅读不存在客观的标准.这种思想引发了赫施代表的传统阐释学从作者意图角度所作的抨击,也触动了艾柯作为符号学家从文本意图角度所进行的矫正努力,然而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取消作者、文本、读者这些标准的权威性,并不意味着误读实践是随心所欲的,它只是反对把某一种标准当作唯一的中心,主张通过对文本语言修辞的研究来挖掘文本无限可能的意义形式.     

论误读在文学接受中的审美启迪作用

文学接受是文学活动得以实现的最终环节。文学文本存在极具张力的开放性空间,为误读文学接受中的审美启迪价值建构文学文本的审美视域和文化意蕴。历代读者对文学文本的多维误读,不仅构成对文本永无止境的审美阐释视域,也为文本价值提升铺路搭桥。文学文本审美启迪作用,往往取决于它被"背叛"的程度有多大。文学接受中审美"发现之旅"的填充和误读的"背叛"性超越,使文学文本审美意蕴的"负氧离子"递进式增值和扩散状弥漫,更加鲜活地释放出文学生命的宝贵价值。因此,深刻认识误读的审美启迪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和意义。     

“影响的焦虑”和“创造性误读”——简析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

本文从"影响的焦虑"和"创造性误读"入手,对哈罗德·布鲁姆的诗歌理论及其诗歌理论的一些关键词进行了介绍和解释,指出了布鲁姆对诗歌理论的历史贡献。     

宪法解释的语境分析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对宪法文本含义的追寻实际上是将宪法文本语境化的过程。对宪法语境化的解释要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关键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性因素和社会现实性因素,同时要以宪法基本精神和原则为界限,才能对宪法文本做出合理的、时代性的解释,才能实现宪法之现实功用价值。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重新审视翻译中的变异

从文学变异学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变异主要是关注文学文本在语际转换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以及文学文本在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读和误释问题。它在译本变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差异的深入分析,不是突显它们之间的"同源性",而是强调"差异性"。运用文学变异学视角研究翻译中的变异现象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和视角,同时也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有益地推动和新的尝试,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

误读理论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涵盖了不确定性、互文性、反形而上学等重要解构思想。国内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文学接受的角度,认为误读是读者对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在不同历史语境中作不同“填充”,区别于作者原意,也区别于杜撰;二是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误读理论在此作为比较文学方法论而受到重视;三是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个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著的系统研究,还需要加强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内在体系的研究,增进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的认识。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 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误读的文化成因探析

误读是运用不同的社会文化阐释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解读。误读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文学接受现象,文化的差异性和主体文化结构导致了误读的产生。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误读的文化影响

误读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对文化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误读可能促进文本阅读的创新、文本创作的丰富以及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可能破坏对原文本的审美内涵和价值的理解,阻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要树立正确的误读观,以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     

吴德旋对范晔“事外远致”的“误读”及其文论史意义

作为“桐城正宗”的吴德旋,在其古文理论著作《初月楼古文绪论》中论及六朝人范晔,谓其文“无事外远致”,这恰与原始出典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之原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理解误差。范晔所理解的“事外远致”集中体现了六朝的文观（既重视作者的情志,又对文的藻韵有一定要求）,而吴德旋的理解实则是借此来表达桐城派的古文理想。吴氏一千多年后,重新拈出“事外远致”概念,接续其议,并非一种巧合,正可由此发掘他们各自时代对于“文”之典范的不同理解,藉此也可透视古代文论抒情传统在不同时代的流变。     

《金银岛》的后殖民解读

一个文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只是由它产生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随着新的批评话语的产生不断地得到解释。斯蒂文森的小说《金银岛》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海盗探险小说之一,人们常常从美学、冒险精神、浪漫主义等角度出发去欣赏它。然而当我们用后殖民的理论来重读经典小说《金银岛》时,不难发现该文本中也充斥着殖民主义的话语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帝国霸权主义的气息。对它的重新解读,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其中的文学内涵。     

叙事视角、互文性与文本意义——以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为例

互文性分析与叙事学分析一般无实质性交叉.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文本意义取决于同其他文本之间的阐释关系,但从叙事学角度看,这种阐释关系只有通过特定文本的内在形式结构才能够具体实现.川端康成《雪国》中驹子弹琴的情节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由于小说通过焦点人物岛村主观视角的叙事是“不可靠叙事”,作为文化符号的驹子所弹曲目,在不可靠的“假故事”和在“假故事”掩盖之下的潜故事中,其含义大相径庭.此典型样本的细节分析,可以视为对互文性关系的叙事学解释.     

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历史考察及解读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组织原则。通过历史考察可知,它的形成既是对世界无产阶级早期建党理论的借鉴与继承,又是结合中国国情逐步发展起来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原则和理论。正确解读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一方面要在党内生活中坚定不移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同时还要完善相关制度,为民主集中制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东坡词的艳情本事

许多有关苏轼词创作缘起的记载,均与艳情相关.如果细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记载多属虚诞不实之词.本文认为,苏轼词艳情本事的大量流传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苏轼词的创作大大拓展了传统词体的疆域,而当时许多人的词体观念则相对滞后;二是当时大量读者、听众的非审美性的接受动机,也造成了对苏轼词的曲解与误读.     

严译误读“艺术”的解构主义诠释

翻译需要应对的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是文化的差异,加之译者的主体性意识等因素,造成了翻译中误读和误译的必然性。以严复的误读为例,借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诠释严译中误读的必然性及其合理性,同时解释严译创造性误读的正面积极意义——原作意义的实现与丰富、译者与读者主体价值的体现与制约。     

择偶偏好分析及大学生恋爱观教育研究

择偶偏好是个体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与心理现象,它是个体择偶观念的具体体现。它一方面取决于个体的喜好和意志;另一方面它又是婚姻制度中较易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影响的环节。本文从个体、社会两方面对个体择偶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大学生树立正确恋爱观的启示,为学校的婚恋教育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