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哕”义衍变考

通过考证,指出"哕"义古今词义有异.先秦至两汉间,"哕"义为声徐有节的声音、呃逆及深暗貌;南北朝当是"哕"字义衍变之始,唐时"哕"既有"呕"义,也有"呃逆"义;宋金元时民间以"哕"为"干呕"义,"哕"之古义"呃逆"为"咳逆、呃"所替代;明清以降,有的医家甚至不知"哕"之古义为"呃"者.     

史书“故事”的文体衍化与秦汉子书的叙事传统

汉代史书中多有"故事"记载,原有"旧事"、"先例"、"旧业"之义。这在秦汉子书中也多有记载。汉代的"故事",除了严肃意义上的"先例",还有"滑稽"意义上的"旧事",前者是"成例",是文学题材中被引用之"典故"。后者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非常接近后世的"小说"。另外,作为"旧例"、"典章制度"之义的"故事",也没有消亡,而是逐渐与汉代应用文体如诏书等发生了关联。     

关于“游子不顾反”之“顾”

关于古诗<行行重行行>之"游子不顾反"中的"顾".有人以为是"念、想"之义,但从语言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考察,我们认为它与后面的"反"同义,"顾反"是同义连用,"顾"即"返回"之义.     

墨家之“义”与“侠义”和“正义”

从字形构造看,"义"一开始就带有"神圣命令"的意涵,墨家之"义"恢复了这个意涵。墨家之"义"还具有利他、不分亲疏、追求公平正义等特征。后世的"侠义",经过明代通俗小说的推衍和近代梁启超等人的论证,逐渐与墨家之"义"联系在一起。而"正义"这一术语虽然是在翻译西方著作中生成的,但它的内涵却与墨家之"义"有许多相同点,在墨家、儒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和改造"正义"这一关键词是有可能的。     

论“吉”之坚实义

今"吉"多表示吉祥、吉利义,而在古代文献中"吉"还可有坚实义。对于坚实义,《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均未收录。"吉"有坚实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从字形看,"吉"从矢,而"矢"在古代有正、直之义;第二,音近义通,声符具有示源功能,从同声符字来看,以"吉"得声的字多有直、坚义;第三,坚实义与吉祥义具有相通性、关联性。     

也谈“竖”及其作詈语的来源

有学者认为"竖"的本义是"竖立",作为詈语的"竖"源自其"僮仆"义,"僮仆"义则因其声符"豆"之"小"义而得。通过考察文献用例和分析字形可知:"竖立"是"竖"的假借义,其本义是"僮仆",该义源于"臤","臤"又得义于表示战俘义的"臣"字。     

荀子论德性如何向善

荀子的性与知、义、礼、伪等核心概念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虽然荀子将"凡以知"归之于"人之性",但并没有对"知"作一个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可当与物相接时,却赋予人一种向善的可能。伪是对人类之性由恶转善的人文规导、价值导向,在荀子的思想中,无论是"仁义法正"之质具,还是义辨之德能,其本身都是与"知"或"智"相关联的两个不可分离的概念,"质具"是指"心以征知"的先天具有的道德逻辑推理能力,"义辨"是人"生而有知"的对于心所接之物的感知、判断、辨析的道德认知能力。从"质具"到"义辨"本身反映了从知善到行善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内在统一。     

说禅宗语录中的"格外"

在禅宗语录中,"格外"有"世外(指仙境或僧道的生活环境)"之义.此义的形成是其自身词义发展中隐喻引申的结果,同时也受到"方外"词义发展的影响.     

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

《春秋》学在汉代政治法律中发挥巨大经世作用,与判例法实践的关系尤为紧密。《春秋》的"比事"之教,与判例法中的"比"有密切联系,《春秋》义例学是以"比事"为基础,总结归纳圣人的裁断原则,体现出"无达例"的灵活面貌。《春秋》的"属辞",即书法、笔法,是"比事"的体现。不能简单类比史书修撰体例理解《春秋》义例。董仲舒对《春秋》比事智慧做了深入的阐发,对《春秋》义例学做出重要贡献。     

“诛”字“杀戮”义考

"诛"字的本义是"责罚、责备",由"责罚、责备"义引申出"杀戮"。早在春秋后期,"诛"字便引申出了"杀戮"之义。但"杀戮"之义直到汉代才逐渐成熟并占据主导地位。"诛"表"杀戮"义兴起的缘由大约有三个:1.春秋战国时期君王具有绝对的统治力,往往君主的"责罚"被引申为"杀戮";2."诛""杀"二字的经常性连用,并逐渐凝固成词,促进了"杀戮"义的发展;3."责"字分担了"诛"字的一部分"责备、责罚"义,使"诛"得以专表"杀戮"义。     

《左传》否定词"未"研究

论述了《左传》中的否定词“未”的语法功能和表义功能,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未”的表义问题。“未”不是只能对过去表示否定,而是对过去以至现在表示否定,对将来表愿望或可能,强调动作行为的可变性;而且“未”没有“不”的含义,当“未”后跟助动词,没有动态变化的动词或形容词时,“未”表静态否定,但仍有动态意味,表示“还不”。     

杜子春的复音词观念及其对郑玄的影响

自《马氏文通》始,学界多认为中国古代无复音词认识观念。东汉经学家杜子春曾对复音词给予大量关注。郑玄《周礼注》所引杜注《周礼》复音词104个共105条,约占郑注复音词总量的4%。其中可看出杜子春已经具有初步的复音词认识,蕴含着他的复音词观念,在注释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开创之功,并且对郑玄的复音词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很有……"句式考察

程度副词“很”可与“有”字短语组合成一个较大的偏正式动词性短语。它是一种常见的含有模糊数量义(或隐或显)的句式,分为若干小类。它们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方面存在异同。     

“广”之沿革及其文化涵义

两广、广东、广府文化之"广"有着历史的深厚积淀和丰富内涵。通过一个新的角度,即近两千年以"广"为主名称的沿革,论证以"广"指称岭海地域是种族性内涵与政治性含义相互作用的复杂历史过程,突出了以"广"字指称本地域的种族性内涵,从而揭示广府文化作为岭海文化主体的粤族特质。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从“走”的变化看词义演变的复杂性——以民族共同语和广州话为比较

“跑”的概念上古汉语说“走”。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的层面上,“走”在共同语表现为后起义“步行”成为“走”的基本义,本义保留在成语里,或只作为语素义用来造词,“跑”替换了“走”。广州话保留了上古义,古代的“走”至今单说单用,作根词大量造词;沿用引中义创制方言词;受普通话影响,以“跑”替代“走”在当代广州青年的口语里极为突出。研究表明：由于词义演变的复杂性,古汉语常用词在共同语和方言里的变化是不可能一致的;又由于广州方言和共同语是不同的词汇系统,表现出来的结果也往往是不同的。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冘”族字探析

汉字字族的研究由来已久,其理论也在逐步完善。本文通过对从"冘"得声的十九个同族字的分析,探求它们与母文之间的内在联系。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关系情况浅析

《广雅疏证》以"凡"语说明"名"、"实"、"义"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以"凡"语说明某些"实"之得"名"缘由和某些"名"所指的"实"的内容范围,指明"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二、以"凡"语说明相同、相近、相因之"义"分别用相同之"名"或音同音近之"名"表示,指明"名"与"义"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