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情感符号中的审美人格——《文心雕龙》与《诗品》比较

《文心雕龙》和《诗品》有相近的情感符号：声律、夸饰、事类；又有相异的运动结构：刘勰以总论一枢纽一割情析采构建著作理论体系，钟嵘以三篇序文和60篇评品文章构筑著作结构。同时，情感符号扣理论结构蕴含文艺家的审美人格：刘勰追求“重旨复意”之无我，钟嵘崇尚“无极动心”之无味。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现代绎说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 ,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 ,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 ,“酌奇而不失其正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 ,以及“取熔经意 ,亦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通变观 ,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音以律文声得盐梅"——刘勰声律理论浅析

《文心雕龙.声律》是刘勰对诗文创作音乐美实现的规律性探求,也是从形式美的角度确立批评标准的一个方面。文章试图通过对刘勰声律理论的提出背景,本原依据,声律和谐实现的困境,声律原则以及声律美的实现理想几个方面对《声律》文本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和探析,力求展现刘勰声律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但明伦在1882年（道光二十二年）自刻本的《聊斋志异》中做了数以千条洋洋万言的评点，其中有总评（全文之末）、夹评（行文之旁）、眉评（书眉段评）。这些评语虽说是“随笔加点，裁以臆说”，然而决不是什么“无稽之谈”，他是借用传统的评点方式，全面、系统地论述他的小说艺术鉴赏理论；字里行间倾注着鉴赏家的心血和智慧，形成了他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说艺术鉴赏体系，为中国小说美学的发展和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明伦在《自序》中提到他少年时代就喜欢阅读《聊斋》，在谈到爱不释手的原因时曾说：“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     

刘勰论艺术传达与审美形式

在中国美学史上，刘勰最早深入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传达问题。“形式”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是不存在的，而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采”，却是非常接近于“形式”这个范畴的涵义。刘勰在《原道》篇对“文”作了本体论的界定。他对于圣贤经典的规慕，也更多地侧重于以美好的文辞来表现情感。在《情采》篇中，把“立文之道”分为“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从视觉美感、听觉美感等方面深化了审美形式理论。刘勰还非常重视艺术传达的作用，在《神思》等篇中予以系统的阐述，而在《物色》等篇中则揭示了有关艺术传达的若干原则     

从自然音韵到永明声律

在我国诗歌史上,南朝时代是由自然音韵过渡到人工声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和对我国诗歌音乐美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的“永明声律”。一、诗文对声律的要求诗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乐工们依次为他演奏了诗三百篇的记载,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     

《周易》“观”的哲学内涵及美学意义

《周易》“观”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其通过观“天地”、观“生”、见“情”、观“会通”以及观“卦”等方式,达到明察、教化、颐养、建制和通情等目的。《周易》“观”是中国历史上诸多“观”之见解的滥觞,直接启发了“观物取象”的审美方式,构建了中国艺术独特的“重象写意”传统,对中国乐、诗、画等领域的文艺创作理念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中国美学有原初性的指导意义。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古籍目录经部学术源流及其经学影响

古籍目录经部发展变化与历代学术发展关系密切,经部目录在从图书六分法向四分法的历史流变中逐步发展成熟,确定了经学类目基本类型,反映了经学发展状况,凸显出其发展轨迹。但不管其类目如何增减聚散,其处于古籍目录首位的独尊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反映出经学在古代学术中统治地位的稳定性。同时经部目录的大、小序以及提要也反映了古代经学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功能和价值在研究古代经学中是不容忽视的。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文学经典”解读

文学经典是维系文学创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文学经典不是先验地存在而是一个不断分拆和建构的生成状态。对文学经典可以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这三对颇具张力性的话语表述范畴进行辨析和厘定。而在辨析和厘定的后面隐含着一整套有关经典的现代话语知识的建制。     

后文学时代的“经典焦虑症”

伴随着经典文学时代的终结与后文学时代的来临,"经典焦虑症"在文学研究中普遍蔓延开来。这是由经典性期待而生成的一种恐惧的、焦虑性的"情感综合症"。它既是对当代文学的经典缺失的焦虑,也是对当代文学危机的忧虑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经典文学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的时代症候,出入于各种经典话语场。正是文学经典主义的现实存在及人们对文学经典主义的坚持,导致了"经典焦虑症"的产生。只有顺应文学生活的转变,才能正确地认识当前随着各种新媒介崛起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形成的,有别于经典文学时代的各种"后文学"现象。     

李兆洛与嘉道经世学风

嘉道时期常州学派著名学者李兆洛不仅在文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广泛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且身体力行,在舆地方面卓有建树,在漕、盐、河等政务方面多有建言;他不仅致力于消除学术界长期以来无谓的"汉宋之争",而且还积极刊刻庄存与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传播学术文化;其学术交往对于龚自珍、魏源等晚清经世派思想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嘉道时期学术风气转向与经世学术形成之重要风向标.     

经典的原义及其扩展性——以儒家经典诠释为例

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构建是面向21世纪的中西哲学走向对话与融通的具体路径之一,如何理解现代文化中的经典现象与古典意义上的“经”及其学术,是进入中西差异、古今交错之复杂的经典观念丛林的第一道门。文章以儒家经典诠释的相关线索为例证,探讨了经典的流传性及其作为活的思想源泉的本质特征,对经典的意义如何实现扩展以及典范转移的问题、经典所具有的恒常性与时代转换问题等,均做了一定的分析,并对传统经学与现代诠释学的结合进行了展望。     

庄存与的经学思想

庄存与的经学虽以《公羊》学为主,但又具有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不重微言,以求致用的两大特点。而他所言大义包括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最为接近董仲舒的学说。     

牟润孙经学史研究述评

牟润孙博通经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可惜学界重其史学而略其经学。他不仅对《论语》、《大学》、《公羊传》等经书的文句与义意有独到的解说,也对汉魏以来的经学变迁作了别致的探讨,各种具体研究成果引人瞩目,但最值得指出的是,他根据经史同源的原理,作出“经学皆史学”的论断,再反思两汉以来经史分合的利弊得失,提出“经史合一的史学”说,堪称晚年定论。牟润孙在其学术臻于精熟之际,针对现代中国经学消亡、史学西化,力矫时弊,从经学史的苦心探求中,彰明中国古代经史合一的优良传统,期望恢复“经史合一的史学”,融经学入史学,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指明方向。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