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技治主义与当代中国关系刍议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正在从社会主义走上技治主义的道路。因为定义不清，数据和论证存在问题，以及对中国政治精英选拔理解偏差，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技治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远未到影响社会根本制度的程度。对技治主义的评价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一味追随西方的观点。作为一种工具，对中国政治进行适度的技治主义改良在现阶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选择现代主义：一种审度科学的新立场

选择现代主义是科林斯和埃文斯提出的一种审度科学的新立场，对理解科学研究的第三波的理论取向和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简而言之，选择现代主义意指，从道德和价值的层面来看，现代社会依然应选择科学作为认识可观察世界的基本方式。选择现代主义不仅主张选择科学作为认识可观察世界的方式，而且要求应从价值和道德层面对科学进行辩护，重视专长与经验，从应然而非实然审视科学规范，技术决策应基于专家共识而非真理，应将技术决策划分为技术阶段和政治阶段，反对技治主义和民粹主义，维护和贯彻科学的传统与价值是科学家与所有人的道德责任。之所以力倡选择现代主义，一是因为要抵御社会对科学的道德价值的侵蚀，进而捍卫科学；二是因为民主社会离不开科学。在科林斯那里，选择现代主义的合理性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由此，选择现代主义面临立论基础薄弱、诉诸非理性主义、倒向新基础主义、是一种智者统治等多种批评。然而，选择现代主义也颇具启发意义，提示STS学者，是时候深入反思STS的历史了，但这种反思是一种避免绝对主义的审度，也是一种兼顾STS理论与实践的时代要求。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科学技术与社会治理:技术治理运动的兴衰与反思

世界范围内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是当代政治活动的显著趋势,滥觞于技术治理运动对技术治理和技治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践。该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主要流行于美国和加拿大,经历了酝酿、兴盛和分化,于40年代末衰亡,是知识阶层要求更多政治权力的"革命运动"。激进派的实践表明技术治理有沦为某种极权主义的危险,而温和派的实践说明技术治理可以作为社会治理非常有效率的工具。该运动为当代政治运作和社会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公共利益的概念建构评析 ——行政伦理学的视角

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美国行政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公共利益”观念的变迁;批判了诸种功利主义和技治主义行政学理论对于“公共利益”的片面甚至错误的看法;主张将“公共利益”取向视为行政人必备的一种精神,一种职业信仰和终极向往。     

孕育英格兰近代科学的文化环境——基于默顿博士论文的解读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环境孕育的产物。影响十七世纪英格兰近代科学的文化环境是多方面的,其中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和社会环境,乃至清教主义的宗教观念都起着重要作用。探讨社会文化环境对近代科学兴起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对于优化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数据主义”滥觞下的新技术人文：智能时代算法传播的价值转型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和数据技术成为社会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并在广泛应用中带来数据主义思潮的盛行。数据主义的哲学渊源来自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主张将万事万物皆转化为算法可以计算的数据,从而根本上消解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人不再被视为具有独特性与丰富个性的主体,引发深刻的人文危机。基于技术哲学的思考发现,经典人文主义过于强调主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可避免陷入决定论的困境。技术与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具有同构性,且内在于人的主体性之中的存在方式。因此,体现和呈现人性、维护人的主体性和独特尊严成为智能时代算法技术应然的价值导向。但是,智能传播时代需要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超越与突破,构建以“人-技”和谐共生为旨归的新形式。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后哲学问题与汉语之思——由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所想到的

作为西方文化核心之形而上学所遭遇的危机,不仅在于真理之“起源”或“终极”的缺失,也不单单呈现为后现代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之间所构成的悖论,更在于“超越”于实践本身之优先性的一切理论建树形式的不可避免的塌方。文章认为,在后哲学时代,以返回“原始伦理”为契机,继续发掘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伦理智慧,直面以技术统治和价值虚无互为表征的现代性难题,构成了当代汉语思想复兴的重要前提之一。     

技术统治论浅析

技术统治论是当代西方社会一种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思潮，众多学者在其从空想阶段到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技术统治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技术统治论片面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成为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辩护最重要的理论核心，是抵制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工具。     

美国工程伦理学：一种社会学分析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渊源:专家治国思想、职业伦理传统和西方核心价值观念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形成的思想文化根源;政府与企业支持、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与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是该学科得以建立的社会背景支持;公众对科学技术全面认识水平的提高是该学科持续发展的认识基础保证.当代世界不同文化和社会中所共同面对的技术和工程问题,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解和沟通成为可能.     

民国时期专家治国的理念研究

民初,随着封建帝制的推翻,传统价值体系也遭到破坏。科学技术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当时受到追捧,逐步攻占旧体系被打破之后的空白。由此,人们也对新兴的专家群体赋予了许多特殊期待,"专家治国"作为一种思路在民国脱颖而出。与同时期的西方专家治国理念不同,国内的专家治国方案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论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速写体

速写体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种体式,至今没有得到关注,这跟它没有产生影响较大的作品有关。它有特定的文体特征:它是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边缘文体,篇幅短,时间跨度小,少历时性叙述;多场景化,少回溯、插叙等情节手法;多简笔勾勒,少精雕细刻。它无法用理论界流行的“散文化”来概括。它的兴盛与急速变动的时代和作家迅速反映时代的创作追求有关,也跟大众传播的兴盛分不开。     

安徽亳州方言中的“得”简析

亳州方言中的＂得＂字语义丰富,用法灵活。从其语法特征和语义特征两个维度分析了＂得＂字单独使用与组合成词的方言语法特色,对亳州方言中＂得＂的意义和用法进行较为详细的探讨。单独成词时可充当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组合成词时和名词、动词组成合成词,＂得＂便成为半虚语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