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P.R.斯蒂芬森论澳大利亚民族文化

P.R.斯蒂芬森是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的早期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澳大利亚文化的基石：为民族自尊而作》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论著,是澳大利亚该历史时期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斯蒂芬森提出坚持民族文化的地域性原则,藉以发展不依附母国的、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化.他关注对民族文学标尺的界定,认为这将有助于厘清“真”、“伪”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并对催生反映本土真实生活的严肃作品产生积极影响.他还指出,发展民族文化的主力军除了作家、知识分子,还应该包括出版人.作家的任务是创作出足以滋养本民族人民精神生活的作品,而知识分子和出版人则应该为作家的工作保驾护航.斯蒂芬森的民族主义文化观在之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各个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问题、理论与方法

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是指生活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的文学叙事,作为一种边缘文化呈现出对中心文化与异文化的吸纳与创造的民间自觉,具有多元内涵。中越跨境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以“比较视域”和“文化间性”为理论指导,运用文学人类学和宏观比较文学等方法论,以求清晰把握中越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渊源与脉络i建构边境和谐共生的民族文化生态。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辩证法的威力——读《“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于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上,后来由鲁迅收入“比较锋利”的《二心集》中.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原来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新月派”看到封建法西斯王朝的建立,蒋介石一时得势嚣张,便立即改换门庭,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创办了《新月》这一反动刊物,积极充当新军阀蒋介石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新月派”的干将梁实秋,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号的《新月》上抛出了《文学与革命》一文,竭力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和“艺术至上论”公开断言:“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并露骨地诬蔑工农群众和颂扬人民公敌蒋     

多民族文学史观:怎样的“多民族”与如何“文学”?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文学”与“怎样的多民族”.文学的“多民族”是基于不同的地理、气候、政治、经济、文化等自然、人文与社会因素中生长起来的族群差异性,在民族自身文学的书写与语演、形式与表达、审美与体验等一系列较之“他群”的“异质性”呈现.其实质是文学的多种民族语言行为的表达与书写.“多民族性”又造就了中华文化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在关注文字文学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对各民族语演文学的挖掘、鉴赏与研究.抵达多民族文学的存在方式,领悟多民族文学的语言艺术并与之进行沟通与交流,这有赖于一种创造性的阅读.     

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开新——“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6月27-28日,“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此次会议,既有对抗战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也不乏突破与开新,不但推进了抗战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也有助于总结和弘扬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以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关怀。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公共性与阶级性角度出发,人类社会发展,是“原始的公共性居主导一阶级性居主导一真正的公共性居主导”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处理好公共性和阶级性的关系,寻找到并把握好公共性与阶级性的结合点,即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这两个结合点出发,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正确性、科学性。     

试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战略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则是文化发展的灵魂,公民道德素质建设提高是文化发展的目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是文化发展的标志,而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增强是文化发展的途径.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处理好文化体制改革中“体”与“用”、文化属性“全球化”和“民族化”等诸对矛盾关系,并兼顾文化发展的“政策化”与“自觉化”.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民众的文学生活权力必须得到尊重——就文学人民性和人民文学问题答刘淮南先生

人民性是一个文学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在近20年的精英文化批判面前,民众的文学和文化需要没有得到过正常的尊重。精英文化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文化和文学生存权力;要尊重民众文学和艺术的选择权力;不能低估和贬低民众文学生活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不能将自己的精英文化立场“贵族化”;精英群体不能只是把矛头指向民众,精英文化是同样需要被批判的。     

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

成人看儿童和儿童文学类似殖民者看殖民地的人民和文化。成人为了确证自己文明、理性的现代人身份而创造了具有野蛮、幼稚、不文明、未开化等特征的原始人/乡野人/儿童这个他者形象，以将自己和他们、自己的文学和他们的文学区分开来，这自然赋予儿童文学某种保守性质。保守于儿童文学并非都是负面的。现代“并喻社会”“后喻社会”的到来也为儿童文学挣脱保守主义的羁绊提供了契机。     

论蔡仪的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观

蔡仪美学中有关文艺的意识形态论述,可归纳为"一般意识形态属性"层面中的"真实性"与"功能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中的"党性"与"人民性"。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文学艺术是真实性与功能性的统一体;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和谐文化建设的视野中,这种统一体现为党性与效益性、多样性与和谐性的高度一致。这是蔡仪有关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论述的当代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     

世俗生活的意义--对池莉作品及其评论的一种读解

在池莉作品的评价上,专业批评与普通读者的分歧源于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对专业批评的影响,使批评忽略了大众文学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首先在于大众文学对“平民性”的表现,其次是大众文学改变了把平民百姓的世俗人生作为“他者”来叙述的精英文化的审美模式。大众文学的出现暴露了我们的批评缺乏面对新的文学现实的理论和能力;巴赫金的“杂语”理论为大众文学克服自身的叙事弱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赵树理文学意义的文化契合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赵树理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化立场。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立场,并不仅仅是感到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大众文化传统的距离,而是还有其自身先天的文化环境、生活阅历,以及个体知性力方面的原因。在解放区文学创制的形势下被当作文艺的方向来推崇和借重后,赵树理仍有自己所要坚守的文化立场、人格操守、道德底线与政治原则,他的价值取向与《讲话》精神甚至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外,想象力的缺乏是赵树理的创作不能发展成一种大气磅礴的艺术形式的重要原因,但《灵泉洞》是个例外。它是想象的盛宴,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乡土民间的精神狂欢。在这个作品中,我们看到是赵树理艺术潜能的另外一面。     

传统儒家文化视域下生命教育的意义与逻辑

生命教育是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人生发展的重要课题,传统儒家文化因其蕴含着丰富的生命哲学思想,为生命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具体意蕴包括生命可贵与坚韧的生命意识教育,生命安顿寻求的生命情感教育,彰显生命价值所在的生命责任教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生命本身如需得到关照和滋养,必然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映照与教育的相互作用。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中传承和延续着对生命关注的精神传统,其过程在于以“文”的感化为本,塑造教育主体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重塑生命教育价值的时代导向;以“仁德”的教化为基,丰盈生命内涵,渗透贯彻“精神生命”教育的核心保障;以“行事”的实践为要,扩展“社会生命”宽度,共筑和谐社会的根本动力。以此为基础,就传统儒家文化对生命教育的推进,可以生命的协作教育实现生命教育的内化,润泽生命底色;以生命的价值释放实现生命教育的深化,丰盈生命层次;以生命的诗意情结实现生命教育的升华,绽放生命雅致。     

依中国文化精神建设当代国学

"当代国学"与"近代国学"有别.近代国学之研究,起自中学与西学之对比以及依西学之目标重理国故,其意义主要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当代国学则缘于西学根本局限性之发现以及中国文化生命之复兴的需要.中国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区别在于:一为"实践感性",一为"实践理性".明此区分,是建设中国学问之当代构架的出发点.当代国学之建设自有当代中国民众的生命实践作为基础,但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感性意识异化原理作启发,兼引当代西方存在论革命之思想,才能一方面从根本上诊治中国传统文化之痼疾,另一方面为当代中国立心、立命.     

儒家文化浸润下的工业文学的审美——对电视剧《钢铁年代》的地域文化视角分析

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在当代中国一直难以获得成功。从文学角度看,电视剧《钢铁年代》堪称中国当代工业题材文学的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作品中饱含着作者在《闯关东》中就已充分显露的山东齐鲁文化的元素。在齐鲁文化的烛照下,作品中以山东人为核心的人物群体,体现了儒家的人格理想。这种文化精神和人格理想与中国特殊的"钢铁年代"的结合,使得作品中思想、故事和人物得到极大的充盈。地域文化和文学的介入,可以说是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的有意义的探索。     

乡土文学散论

地域色彩是乡土文学的本质特征,"土地"在乡土文学中既是故事展开的现实的物质背景,更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乡土作家必须立足乡土又超越乡土,才能开掘出作为人类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乡土生活的深刻而普遍的意义。新时期的作家应以开放的姿态,从文学观念、表现内容、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广泛学习借鉴,坚持民间立场,有深度地揭示乡土中国的"乡土"、"乡民"在现代化进程中艰难曲折的嬗变,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